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震级7.8级，24.4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惨绝人寰。令人庆幸的是，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在地震发生前三天，就已做到了全员撤离，倒了18万间房屋却无一人伤亡。青龙县因此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
当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梅世蓉等领导认为：当时地震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四川，唐山只是次要矛盾，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唐山。1976年7月17-20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与会者来自华北、东北各市、区、县地震办公室代表共140人左右。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还再三叮嘱汪成民，不要把京津地区搞乱了。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
20岁青龙县地震办公室主任王春青，他参加了汪成民的私人举办的夜晚座谈会。王春青默默地坐在前排，认真做笔记，详尽了解了对当前震情的各种不同意见与它们的依据。7月21日散会后，王春青十万火急，当日赶回青龙县，直奔科委通报了地震预测，并要求尽快向县领导汇报。但是他等了两天，也没见任何动静。王春青心急火燎，直接找到县委办公室，强烈要求县领导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在他的再三争取下，有关唐山一带震情分析意见终于在7月24日反馈到县委书记冉广岐手里。
冉广岐此前曾有意识地阅读过有关地震知识的书籍。在他了解到地震震情的意见后，当机立断决定24日晚立即召开紧急常委会研究。当时关于地震的问题，上级尚未发出指示，常委有两种顾虑：一是不知道预报的准不准，如果报的不准，公布出去担心造成混乱；二是县级政府没有发布全县地震预报的权力，如果要发布，必须经省政府批准。面对这些顾虑，冉广岐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动员群众起来，“出了问题由一人承担”。因为：专家预报的时间是7月22日至8月5日，听汇报时已经24日，如果按规定逐级上报，逐级答复，可能就来不及了，必须特事特办，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亦真亦假的辩证法而首鼠两端，必须挺身而出做出决断。
无论是的孔子还是柏拉图的辩证法，都告诫人们，请你在行动之前，先去探求两端，以便找到让你发展的“中庸”出发点。如柏拉图说“勇敢”是介于怯懦(“软弱”)和鲁莽 (“激情”) 之间的中道，可当你真正面临手持凶器的歹徒抢劫时，你到底该在偏于怯懦或偏于鲁莽的哪一个点上表现出勇敢呢？实在是一桩格外费思量的难题，人就这样掉进了辩证法的圈套。当你碰到比遭遇强盗更复杂的地震问题，在地震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问题上，浪费大量的时间争论，结果悲剧发生了。
冉广岐没有理睬这些辩证法，在当晚的会上果断地提出意见和措施。三点意见是：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健全地震测报点，了解研究各观测点的地震前兆，落实防震措施。六点措施是：1）编写地震知识，立即交广播站广播；2）加强地震测报点的观测；昼夜值班，有变化随时汇报；3）地震办公室组织人员向各区、社、队广泛收集宏观异常情况；4）通知重点单位（厂、矿、学校、邮局、水库、广播站、电影院）加强预防地震的措施；5）与邻近县取得联系，发现问题即使汇报；6）科委与地震办昼夜值班，制定落实抗震防震方案；
7月25日，冉广岐通知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区、社、队各级领导立即回去一人布置落实防震抗震措施，安排基干民兵值班，动员群众远离危房，对暂未搬离房屋的群众必须夜不关门，有震迅速离屋。他要求在26日之前，迅速将震情向全县各个乡镇预报，做到一户不漏、一人不落地全部通知到。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7月26日，有的学校已在户外上课，商店在临建窝棚售货。有人对青龙县采取的措施提出疑义时，冉说：“为了以防万一，我们采取点措施。反正天气热，群众在外面住几天，有意见由我来负责。”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部署，47万人全部进入紧张的临震预防状态，男女老少全被“赶到”户外睡觉，学生在操场上课，商店搬入防震棚售货，机关单位改在防震棚办公，广播反复不断地介绍防震知识……作为总指挥的冉广岐，则日夜守候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指挥协调，其他乡镇干部，也都分别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丝毫不敢懈怠。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市发生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里氏7.8级大地震，24.29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7000多个家庭断门绝烟，4000多个孩子成了孤儿。而青龙县虽然房屋倒塌了18万间，但却无一人伤亡。灾难发生后，冉广岐大病了一场，他遥望唐山，掉下了眼泪，感到无比伤心！冉广岐当兵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在干校学习的时候，“辩证法”哲学成绩最差，对于地震方面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不了解，所以，他就凭自己的良心做出一次“空前绝后”的尝试。唐山大地震过去30多年后，年近八旬的冉广歧，每每提起仍心有余悸，但他也为自己当时作出的大胆决定颇感欣慰。他曾多次说：“当时在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全县47万人的鲜活生命，我反反复复掂量了再掂量，如果我不发出预报而万一地震了呢？那我可就愧对一方百姓了！如果那样，地震之后，我嘴上可能不认错，可心里头会愧疚一辈子的！但反过想，我万一预报发错了，上级要是责怪下来，我又该怎么办？但是，我当时还是豁出去了，大不了被摘掉乌纱帽罢了，即使那样，我的良心也会安宁的。于是，我也就那么大胆地干了。”
1976年7月在唐山的地震经验（情报）交流会居然没有引起唐山市领导的重视？显然是辩证法意识形态的故意。1976年初，唐山市地震办的杨友宸多次警告唐山在7-8月有大震，5月在全国震情会上再次警告；结果杨被送干校劳动，“学习辩证法，改造世界观”。而有功之臣汪成民最后成了国家地震局的替罪羊，被搞得妻离子散。后来，记者问汪成民，为什么只有青龙一个县采取措施取得了实效？
汪成民说：1）由于主持唐山地震群测群防会的领导不同意我在会上正式发言，只同意在会后私人的小型座谈会上作为自由发言。当时唐山地区气候异常炎热，私人座谈会允许在大会结束后的晚上进行，许多代表参加几天大会后十分疲劳，当时正逢周末，很多代表洗澡、乘凉，家住唐山的代表们大部分回家休息，我只邀请到40多人参加座谈会，仅占全体代表的1/3。2）当时地震局内部，对华北地震震情的分析分歧很大，与会前，领导再三叮嘱我不要只相信自己，要考虑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不要把京津地区搞乱了。因此在座谈会上我用词十分谨慎，口吻比较缓和，只有有心人才能听得出我的倾向性意见。据事后了解，真正认识到震情严重并作了笔记的仅王春青、曹显清等十几人，占参加座谈会的1/3。3）会议结束在21日，多数代表24日才回到家，24日是周六，实际上代表们绝大多数26日（星期一）才上班，能赶在唐山地震（7月28日）前向领导汇报的仅3-4人，占记了笔记的1/3。4）领导及时听取汇报并能果断采取措施的仅青龙县一处，占领导听取汇报总数的1/3。以上四个1/3已生动地说明了青龙县事件的产生是在及时获得信息的条件下，恰好遇着一个十分认真负责的好干部，又恰好遇着一位敢挑重担的好领导，这三种优势的组合在一起，才出现了惊动世界的青龙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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