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震级7.8级,24.4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惨绝人寰。令人庆幸的是,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在地震发生前三天,就已做到了全员撤离,倒了18万间房屋却无一人伤亡。青龙县因此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
当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梅世蓉等领导认为:当时地震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四川,唐山只是次要矛盾,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唐山。1976年7月17-20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与会者来自华北、东北各市、区、县地震办公室代表共140人左右。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还再三叮嘱汪成民,不要把京津地区搞乱了。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
20岁青龙县地震办公室主任王春青,他参加了汪成民的私人举办的夜晚座谈会。王春青默默地坐在前排,认真做笔记,详尽了解了对当前震情的各种不同意见与它们的依据。7月21日散会后,王春青十万火急,当日赶回青龙县,直奔科委通报了地震预测,并要求尽快向县领导汇报。但是他等了两天,也没见任何动静。王春青心急火燎,直接找到县委办公室,强烈要求县领导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在他的再三争取下,有关唐山一带震情分析意见终于在7月24日反馈到县委书记冉广岐手里。
冉广岐此前曾有意识地阅读过有关地震知识的书籍。在他了解到地震震情的意见后,当机立断决定24日晚立即召开紧急常委会研究。当时关于地震的问题,上级尚未发出指示,常委有两种顾虑:一是不知道预报的准不准,如果报的不准,公布出去担心造成混乱;二是县级政府没有发布全县地震预报的权力,如果要发布,必须经省政府批准。面对这些顾虑,冉广岐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动员群众起来,“出了问题由一人承担”。因为:专家预报的时间是7月22日至8月5日,听汇报时已经24日,如果按规定逐级上报,逐级答复,可能就来不及了,必须特事特办,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亦真亦假的辩证法而首鼠两端,必须挺身而出做出决断。
无论是的孔子还是柏拉图的辩证法,都告诫人们,请你在行动之前,先去探求两端,以便找到让你发展的“中庸”出发点。如柏拉图说“勇敢”是介于怯懦(“软弱”)和鲁莽 (“激情”) 之间的中道,可当你真正面临手持凶器的歹徒抢劫时,你到底该在偏于怯懦或偏于鲁莽的哪一个点上表现出勇敢呢?实在是一桩格外费思量的难题,人就这样掉进了辩证法的圈套。当你碰到比遭遇强盗更复杂的地震问题,在地震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问题上,浪费大量的时间争论,结果悲剧发生了。
冉广岐没有理睬这些辩证法,在当晚的会上果断地提出意见和措施。三点意见是: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健全地震测报点,了解研究各观测点的地震前兆,落实防震措施。六点措施是:1)编写地震知识,立即交广播站广播;2)加强地震测报点的观测;昼夜值班,有变化随时汇报;3)地震办公室组织人员向各区、社、队广泛收集宏观异常情况;4)通知重点单位(厂、矿、学校、邮局、水库、广播站、电影院)加强预防地震的措施;5)与邻近县取得联系,发现问题即使汇报;6)科委与地震办昼夜值班,制定落实抗震防震方案;
7月25日,冉广岐通知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区、社、队各级领导立即回去一人布置落实防震抗震措施,安排基干民兵值班,动员群众远离危房,对暂未搬离房屋的群众必须夜不关门,有震迅速离屋。他要求在26日之前,迅速将震情向全县各个乡镇预报,做到一户不漏、一人不落地全部通知到。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7月26日,有的学校已在户外上课,商店在临建窝棚售货。有人对青龙县采取的措施提出疑义时,冉说:“为了以防万一,我们采取点措施。反正天气热,群众在外面住几天,有意见由我来负责。”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部署,47万人全部进入紧张的临震预防状态,男女老少全被“赶到”户外睡觉,学生在操场上课,商店搬入防震棚售货,机关单位改在防震棚办公,广播反复不断地介绍防震知识……作为总指挥的冉广岐,则日夜守候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指挥协调,其他乡镇干部,也都分别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丝毫不敢懈怠。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市发生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里氏7.8级大地震,24.29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7000多个家庭断门绝烟,4000多个孩子成了孤儿。而青龙县虽然房屋倒塌了18万间,但却无一人伤亡。灾难发生后,冉广岐大病了一场,他遥望唐山,掉下了眼泪,感到无比伤心!冉广岐当兵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在干校学习的时候,“辩证法”哲学成绩最差,对于地震方面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不了解,所以,他就凭自己的良心做出一次“空前绝后”的尝试。唐山大地震过去30多年后,年近八旬的冉广歧,每每提起仍心有余悸,但他也为自己当时作出的大胆决定颇感欣慰。他曾多次说:“当时在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全县47万人的鲜活生命,我反反复复掂量了再掂量,如果我不发出预报而万一地震了呢?那我可就愧对一方百姓了!如果那样,地震之后,我嘴上可能不认错,可心里头会愧疚一辈子的!但反过想,我万一预报发错了,上级要是责怪下来,我又该怎么办?但是,我当时还是豁出去了,大不了被摘掉乌纱帽罢了,即使那样,我的良心也会安宁的。于是,我也就那么大胆地干了。”
1976年7月在唐山的地震经验(情报)交流会居然没有引起唐山市领导的重视?显然是辩证法意识形态的故意。1976年初,唐山市地震办的杨友宸多次警告唐山在7-8月有大震,5月在全国震情会上再次警告;结果杨被送干校劳动,“学习辩证法,改造世界观”。而有功之臣汪成民最后成了国家地震局的替罪羊,被搞得妻离子散。后来,记者问汪成民,为什么只有青龙一个县采取措施取得了实效?
汪成民说:1)由于主持唐山地震群测群防会的领导不同意我在会上正式发言,只同意在会后私人的小型座谈会上作为自由发言。当时唐山地区气候异常炎热,私人座谈会允许在大会结束后的晚上进行,许多代表参加几天大会后十分疲劳,当时正逢周末,很多代表洗澡、乘凉,家住唐山的代表们大部分回家休息,我只邀请到40多人参加座谈会,仅占全体代表的1/3。2)当时地震局内部,对华北地震震情的分析分歧很大,与会前,领导再三叮嘱我不要只相信自己,要考虑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不要把京津地区搞乱了。因此在座谈会上我用词十分谨慎,口吻比较缓和,只有有心人才能听得出我的倾向性意见。据事后了解,真正认识到震情严重并作了笔记的仅王春青、曹显清等十几人,占参加座谈会的1/3。3)会议结束在21日,多数代表24日才回到家,24日是周六,实际上代表们绝大多数26日(星期一)才上班,能赶在唐山地震(7月28日)前向领导汇报的仅3-4人,占记了笔记的1/3。4)领导及时听取汇报并能果断采取措施的仅青龙县一处,占领导听取汇报总数的1/3。以上四个1/3已生动地说明了青龙县事件的产生是在及时获得信息的条件下,恰好遇着一个十分认真负责的好干部,又恰好遇着一位敢挑重担的好领导,这三种优势的组合在一起,才出现了惊动世界的青龙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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