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多次公开通报某些医疗医药公司关联商业贿赂案件，多起跨度近十年的商业贿赂案接连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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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 号），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两则消息时间上的“巧合”，释放出明确信号：医药反腐正从“行政高压”全面转向“刑事高压”，而某些医疗器械公司的事件恰成为新旧监管体系交接的标志性注脚。

这份司法解释首次将“带金销售”正式入刑。

针对医药企业、医药代表关注的入罪门槛、责任切割、量刑标准、公私主体等核心矛盾，（法释〔2026〕6 号）均给出了明确答案，包括：

• 医疗领域行贿入罪门槛直接下调50%，单位行贿20万元即属情节严重，医疗领域行贿被列为从重处罚情形；

• 取消非国家工作人员量刑“双标”，普通医生、民营药企人员的行贿受贿，量刑标准完全对标公职人员，无轻罚空间。

• 堵死医药代表个人行贿与企业“责任切割”的漏洞，只要行贿为单位谋利、资金来自公司，即认定单位行贿罪，追责覆盖一线医药代表、管理层、实控人乃至董事会。

“员工个人行为与企业责任切割”的合规幻想，就此堵死。

此前，某司在致歉声明中承诺“立即终止相关失信行为、解除涉案业务员劳动合同、全面梳理内控流程”。但5月1日新规落地后，此类处置或将从企业自律升级为司法强制——不仅当事人面临刑责，企业本身也将被判处罚金，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步入刑。

从2025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划定“9大高风险场景”合规底线，到6月国家医保局建立“行贿即出局”信用惩戒，再到如今两高司法解释刑事兜底，一套“前端合规+中端惩戒+后端追责”的无死角治理体系已然成型。

医药行业沿用二十余年的“带金销售”模式，正式进入倒计时。

01、医疗回扣直接入刑，主管授意即为“单位行贿”

法释〔2026〕6 号明确将医疗、食品药品领域行贿，纳入法定从重处罚、降低入罪门槛的特殊情形，直接标志医药“带金销售”正式入刑，行业反腐从行政监管全面升级为刑事严打。

第二条、第四条明确，医疗领域行贿入罪门槛减半，直接加重量刑。

对单位行贿

• 普通标准：个人≥20万、单位≥40万入罪，个人≥200万、单位≥400万认定“情节严重”；

• 医疗领域：个人10万–20万、单位20万–40万即入罪，个人100万–200万、单位200万–400万即认定“情节严重”。

单位行贿

• 普通标准：≥20万认定“情节严重”，≥200万认定“情节特别严重”；

• 医疗领域：10万–20万直接认定“情节严重”，100万–200万认定“情节特别严重”。

专家解读，此次调整对医生而言，3万元回扣就可能被追刑责。

责任穿透，堵死企业、员工“责任切割”漏洞。

第十六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

（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刑法第393条（单位行贿罪）

• 单位行贿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刑、罚金。

核心结论，为单位谋利、资金来自公司，单位担刑责。

精准规制新型、隐性腐败，受贿数额认定细化，全面收紧医疗反腐财产监管尺度。

•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合法收入且无法说明来源，差额300万- 1000万为差额巨大，≥1000万为差额特别巨大；用于非法活动、曾因瞒报财产被处分，从重处罚。

• 隐瞒境外存款罪：境外存款折合人民币≥300万即构罪；用于非法活动、曾因瞒报境外存款被处分从重处罚；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并配合转回境内，可认定情节较轻。

• 一般财物：按收受时的财物价值认定。

• 股票/股权：已获利按实际获利认定，未获利按案发时市场溢价认定。

• 贵重物品（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金属）：真伪不明须鉴定，价值不明须认定；票据齐全且双方无异议，可不做价格认定；按受贿人授意购买的，以行贿人实际支付金额认定数额。

给医药圈的贿赂牵线人划清红线，彻底堵死“只搭桥、不担责”“截留好处费”“骗公关费” 的漏洞，和第三条介绍贿赂入罪门槛配套，实现医药贿赂全链条追责。

• 介绍贿赂与行贿/受贿共犯竞合→择一重罪处罚；

• 虚构与国家工作人员密切关系骗取财物→以诈骗罪定罪；

• 分国有资产仅分给管理层→以贪污罪定罪；

此外，量刑规则，取消非国家工作人员“双标”，全行业对标公职人员。

•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定罪量刑完全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公职人员标准）执行。

02、密集组合拳：从合规指引到刑事兜底

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治理并非单一刑事新规，而是前端行政合规防控+中端信用惩戒+后端刑事定罪追责的闭环体系，三大政策层层加码、无缝衔接，形成无死角治理格局。

第一拳：2025年1月｜前端合规底线（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系统梳理学术拜访、业务接待、咨询服务、外包服务、折扣佣金、捐赠赞助、医疗设备投放、临床研究、零售终端9大高风险场景，明确合规红线与禁止行为，要求企业建立合规组织、风险识别、审核、举报、培训全流程体系，为企业划定“不能做”的行政底线，实现合规要求场景化、具象化。

禁止通过超低价/无偿投放设备，与医疗卫生机构约定“采购耗材、配套设备最低数量或金额”，或约定“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耗材采购价，以不当获取交易机会与竞争优势。禁止假借超低价/无偿投放设备之名，规避、干预医疗卫生机构对医疗设备的依法公开招标采购程序，影响招标结果。禁止借此名义向医疗卫生机构输送非法利益，或为其及人员“利用超低价/无偿设备非法牟利（如强制销售高额耗材）”提供便利。 

明确要求医药企业：根据业务特征确定高风险领域，梳理“设备+耗材”捆绑销售等潜在风险，形成风险清单。同时，建立“合规审核机制”，重点关注高风险领域财物收支，确保无“超低价设备”绑定“高额耗材”的隐性利益约定。此外，建立“风险应对机制”，若发现捆绑销售风险，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如终止违规约定、内部追责），可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第二拳：2025年6月｜中端信用惩戒（国家医保局）

落地新修订《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按行贿金额划分失信/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三级评级：

• 行贿5万-50万→失信；50万-100万→严重失信；100万以上→特别严重失信；

• 失信企业直接限制挂网、中标、配送资格，用行政手段切断商业贿赂利益链，实现“违规即出局”的前置惩戒。

2025年三季度新规执行以来，截至2026年1月1日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医药企业已约百家。

*** 名单文末

第三拳：2026年5月｜后端刑事兜底（两高）

法释〔2026〕6号正式施行，将行政违规直接升级为刑事犯罪，“带金销售”从行业违规变成刑法打击重点，行政合规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免予刑事追责的唯一防线。

三大政策形成合规指引、信用惩戒、刑事追责的全链条治理，预彻底终结医药商业贿赂“罚酒三杯”的侥幸时代，实现司法规则与行业行政合规指引的配套衔接。

03、个人和企业都不能越过的“法律红线”

近期医药领域曝光的商业贿赂相关处置信息与司法判例，直接暴露了传统营销模式的合规硬伤，也让法释〔2026〕6 号的刑事规制落地更具针对性。

4月9日，国家医保局曝光两起医药商业贿赂典型案例。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发布信息：

• 云南某医疗器械公司单位行贿案中，企业实际控制人王某甲为保障公司耗材在医院持续使用，以回扣形式向两家医院多名骨科医务人员输送现金累计110万元。法院认定单位行贿罪，企业罚金25万元，王某甲获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5万元。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云南省医保局依法依规开展信用评价，督促失信企业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失信行为，拒不纠正的按规定采取处置约束措施，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 青海某医院工作人员康某受贿案则展现了受贿端的严厉追责尺度。康某在担任医院科室主任、纪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银行转账、现金转交等隐蔽方式，收受多家医药企业耗材回扣、好处费共计超90万元，最终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

两起案例覆盖了医药商业贿赂的行贿端企业责任与受贿端人员追责，和法释〔2026〕6 号的规制重点高度契合。

5月1日新规落地后，医疗领域行贿的入罪门槛进一步降低、责任穿透更彻底、量刑更严苛，企业若仍沿用带金销售模式，不仅会面临高额罚金，实际控制人、管理层、一线业务员都会被层层追责；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无论岗位高低，收受回扣均会被依法严惩。

刑事高压之下，医药行业终将回归产品、学术、创新的本质，这是监管的要求，更是行业长远发展的唯一出路。

截至2026年1月1日各省份评级为“特别严重（失信）”和“严重（失信）”的医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