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语言

论语言

语言是人类的标志。早在十八世纪，德国学者就认为，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因为他有语言。

语言具有指称对象，建构概念，获得认识，表达思想，社会交流，制导行为的功能。

对语言的理解是认识论哲学的重要课题，需要着重把握：

一，语言的起源。

语言并不是上天赋予的，语言起源于人类生活方式的指称需要。这样的指称需要，产生了最初由声符组成的口语，即远古时代的部落口语。近现代以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进入尚存的原始土著部落考察时发现，那些土著部落所使用的口语，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和丛林狩猎采集和事件相关的具有指称意义的语词和语句；二是明显地残存着许多和动物世界差不多的生物性指向信号的情感叫喊。今天，在非洲一些土著部落中的原始的、充满野性的舞蹈表演，以及在国内少数民族的一些祭祀仪式和宗教仪式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那种极为强烈的生物性情感叫唤的痕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散的部落到部落联盟的产生，以及进一步的民族国家的产生，出现了一种适合行政需要的由声符和图符叠合的文字语言。文字语言在世界范围三大流域的产生，即黄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二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产生，从最初的象形文字，逐步演变到字母文字和意形文字。文字语言出现的重要意义是：1、它使声符和图符发生了叠合，为数字、几何、乐谱等等的相继出现，开辟了道路。2、它使不同地域的口语在文字语言的语义上获得了统一。3、它既使语音得到了叠合了视图形象，又使图形叠合了语音解说。

二，语言的功能。

传统见解认为语言源自于交流，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语言确实具有交流的功能，但交流并不是语言发生的根本。如果交流是发生语言的根本，那么在动物世界中充满着的警戒、呼唤、情感的交流，为何在动物的交流中不能发展出人类那样的语言呢？当然不少人认为，人类有人类的语言，动物有动物的语言，只是两者难以交流罢了，连符号形式的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亦有了前语言，即动物的情感语言的说法。

在语言的根本性上必须正本清源。人类的语言，其产生的经验历史并不是出自交流的需要，而是出自对象指称的需要。指称对象的需要才使得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成为了具有指称功能的声符，并由声符组合导致了口语的发生和最终的文字语言产生。因此，语言产生的根本是指称，并在指称的根本上发生群体的和社会的交流。离开了指称也就离开了语言的根本。卡西尔所说的动物情感的前语言，无非是一种妥协之举，在《人论》中，卡西尔所谈论的语言，其核心思想始终是具有指称意义的语言。

交流不会产生语言，指称才会带来语言。在语言的问题上需要有严格的定义，不然就会滑入泛语言的边缘。动物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无疑具有交流的功能，但这种交流功能的声音，是指向信号的功能，而不是指称对象的功能。例如，在动物世界中，放哨的猫鼬，发现天空的老鹰就会向其家族成员发出警示叫喊，这样的警示叫喊，是一种本能的敌害指向信号，这种由本能的敌害指向信号，在猫鼬群体中具有重要的避害趋安的交流功能，但这样的指向信号并不会告诉群体，降临的是一种指称“叫什么”和“是什么”的敌害。

三，语言建构概念。

语言是声符特质的符号指称系统，其最为重要的是在人脑中建构概念和表达概念，并由此在人脑中生成一种概念意识方式。当人脑通过语言去指称对象，建构概念，表达概念，生成认识和思维，这样的概念运作无疑是一种新的概念意识方式的加入。

语言建构和表达的概念，一般可分为语词概念、语句概念、语篇概念三个层面，生成三种不同的概念建构额表达形态，即语词概念建构的表达形态，语句概念建构的表达形态，语篇概念建构的表达形态。

第一，语词概念。

语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名词，用来指称和表达对象的名称，使得凡物皆有名，人们皆在物有所名上认识事物和谈论事物。一类是摹状词，它包括形容词、动词、方位词、关系词、连接词、语气词、情感词等等，摹状词主要是用来指称和表达对象的种种性状。

名词和摹状词有单词，也有复词。如在名词中，山、河、天、地、人等等是单词的，树林、植被、动物，泰山、黄河等等是复词的。在摹状词中，近、远、快、慢、高、低、粗、细、轻、重等等是单词，迅猛、快疾、漂亮、善良、牢固、铁臂等等是复词。复词的重要意义是，它带来了语词的联结。

第二，语句概念。

语句是语词的连缀。亚里士多德的认为，“句子是组合而成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工具论》第31页。一是，生成主谓结构的概念判断句式；二是，生成主、谓（介动词）、宾结构的概念陈述句式；三是，生成性状综合的概念定义句式，即事物“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定义句式《工具论》第201页。

第三，语篇概念。

语篇是语句的连缀：一是，产生建构和表达思想论证、说明、抒发的概念形态，如，理论、说明、散文、诗歌、剧本、小说等等复杂构建的文本概念形态；二是，产生各种文本构建的文法规则。

四，语言和分析哲学。

在人类悠久的文化心灵中，语言的功能不仅是指称，更是创造。在西方《圣经》的开篇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在创世记的六天工作中，大多是以“神说：”的方式创造世间万物。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语言则以“咒语”的形式使得握有“咒语”的主体们即刻就能获得：神通广大，翻江倒海，移迁万物，千变万化，遣唤神灵，祭出法宝的神奇。

二十世纪初，英国剑桥的分析哲学思潮认为，语言是人的主体，语言的建构规则就是世界的建构规则。只要搞清了语言的建构规则，特别是获得一种绝对的语法通用公式，那么任何命题只要放进这个绝对的语法通用公式，拿起笔来算一算，就能获得毫无疑义的结论。由此，分析哲学认为，哲学上的种种疑难，根本在于语言的使用不当，只有把哲学问题还原为语言问题，进行语言的治疗和完善，就能使哲学获得重建。

然而分析哲学的问题是，始终没有去勘察人类语言发生的总体的经验历史，特别是语言从声符到部落口语，进而到文字语言的发展进程，语言根本所在的指称特质，语言建构和表达概念，生成了人脑特有的概念意识方式上去分析语言，廓清语言，而是一味追求一种并不存在的绝对的语法公式，以此重建哲学，一劳永逸地解决哲学的一切疑难，其结果只能是一颗因不会结果而趋于枯萎的花朵。

五、语言带来的文化演化。

一是人脑的文化演化。

语言的生成和使用使人脑的大脑皮层更为发达，形成了语言中枢管理的功能区，据文献记载：1885年，法国法国外科医生、神经解剖学家保尔·布洛卡布《我们用大脑左半球说话》的论文揭示了脑是语言的生成和指挥器官，指出语言中枢在哪里，表明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分工，为大脑皮层机能的定位学说奠定了基础。许多学者支持布洛卡的观点，并把大脑在半球额下回后部称为布洛卡氏区，公认这是人类语言运动中枢的所在地。1874年，德国神经学家卡尔·韦尼克报告了另一种病例：病人能主动说话， 听觉也十分正常，然而奇怪的是，他听不懂别人的活，连自己的话也听不懂。病人去世后检查结果，大脑在半球的颞上回有病变。韦尼克推测，这一区域与理解语言有关，是语言感受中枢。后来，一些科学家就把这一部位命名为韦尼克氏区。现在，韦尼克氏区已是大脑半球后部颞，顶叶较广泛的区域。正是布洛卡氏区和韦尼克氏区组成了人脑语言管理中枢的主要部分。尽管大脑语言中枢管理的功能定位仍有争议，但一个事实是，人类的语言使用，带来了大脑发生语言管理中枢的文化演化。

二是喉的位置和音室的文化演化。

美国学者理查德·利基在他的《人类的起源》中指出：“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根据纽约塞内山医学院医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rey 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埃德蒙·克里林（Edmund Crelin）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认识了扩大的咽部是产生发音完全清晰的语言的关键。这些研究者对现生生物和人类化石中的声道解剖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是很不同的。在除了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使动物能同时进行呼吸和饮水，其必然结果是，小的咽腔限制了所能产生的声音的范围”。“人类婴儿出生时像典型的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能同时呼吸和饮水，这是给他们喂奶时所必须的。大约18个月以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的下部移位，在小孩长到大约14岁的时候，喉到达成年人的位置。”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人类喉位的下降呢？美国学者们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给出回答，但很显然，这样的下降机制是人类使用语言的文化演化的经验历史造就。

三是基因的文化演化。

有学者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得益于人类DNA中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基因。这种被称之为FOXP2的语言基因，存在于人类的第７条染色体上，是一个与语言功能发育有关的基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的研究证明，人类与黑猩猩FOXP2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均有差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大脑具有与生俱来的言语能力，而黑猩猩不具有这种能力”。据此，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大约就是在距今7万年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会发生认知革命的原因为何？我们无从得知。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这次突变，几乎就像是吃了《圣经》里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第20页。可是即使情况如此，仍有的问题是，为何这样基因突变没有在其他的人形动物中发生？为何这样的基因会产生语言？是否猩猩等只要植入了这种基因就会立刻获有语言能力？显然，不知何因的基因偶然突变理论是极为苍白空泛的。实在的理解应回到语言是由人类符号指称的经验历史产生的，正是这样的符号指称需要的经验历史，带来了人脑新的语言沟通方式，并因这种新的语言沟通方式，导致了文化演化的人类DNA基因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