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出更好的判断？

早在5年前，比尔·盖茨就曾在演讲中警告全世界，未来能杀死上千万人的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可能是传染性极强的病毒，且会出现“无症状感染者+超强传播性”。

当时，人们还没有把这次警告放在心上，直到2020年新冠病毒的肆虐，让全世界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新冠病毒的肆虐证明了比尔·盖茨超强的判断力和预测力。

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曾经一手创造了微软帝国，而他能够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也离不开他的判断力。

事实上，判断力也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特征。他们是杰出的判断者。

行为经济学开山鼻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最新着作《噪声》一书深刻探索了“噪声”——这一人类判断的一种根本的、但被严重低估的危险，同时揭示那些能破除“噪声”成功做出判断的各界成功人士的共性,以及如何绝杀决策中的“噪声”。

一、做一个好的判断者

在任何一项判断任务中，有些人所做出的判断要优于其他人。

即使由群体智慧共同做出的判断，由高能力个体组成的群体，其判断也会更优。

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甄别出更好的判断者。

当判断者受过良好训练，更睿智，拥有正确的认知风格，那么其判断也会产生更少的噪声和偏差。

换言之，好的判断取决于你的经验，你的思维能力，以及你思考的方式。

好的判断者往往经验丰富且充满智慧，但他们也时刻保持思维开放，愿意吸收新的信息。

共同的准则、经验、自信：让判断更合理。毋庸赘言，判断者的技能影响其判断质量。

二、什么造就了专家？

如果你召集一些在某个法律领域真正专业的律师，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法律判决的结果做出大体一致的、准确的预测。

经验丰富的人们所做出的判断噪声更少，偏差也更少。

这些人是某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他们能做出比其他人更好的判断是可以经受检验的，因为有客观数据可以证明。但有一些判断的效果是无法检验的。

在一定范围内，我们不能轻易得知，或直截了当地确定一些判断其真正效果如果。

保险审核、刑事判决当属此类；此外，品酒、作文评分、书评和影评等也属此类。

虽然这些领域的一些专业人士也被称为专家，但我们对这些专家所做判断的信心完全来自其同行对他的尊重。

我们将这类专家称之为“尊重型专家”。

1.我们都乐意相信“尊重型专家”

在缺少谁对谁错的客观标准时，我们常常会看重尊重型专家的意见，虽然这些专家之间也可能彼此意见不一。

你知道，至少有些分析家是错的，毕竟他们意见不一。但你仍然尊重他们的专业性。

2.什么造就了尊重型专家？

为什么那些自身判断也会受到他人尊重的人，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专家专业性的情况下，会选择信任专家呢？是什么造就了尊重型专家？

共同的准则或专业规范：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具有共同的准则或专业规范。

专家往往需要从专业共同体获得专业认证，并在这些机构中接受训练，受这些机构的监管。

① 经验：除了共同的准则，经验也是必须的。如果你的专业是围棋、钢琴演奏、以及投掷标枪，你有可能成为天才少年，因为结果检验了你的水平。

② 自信心：尊重型专家的另外一个特征，在于他们能够满怀信心地做出和解释自己的判断。我们对那些满怀自信的人，相比对那些自我怀疑的人，更加信任。

③ 智商：在需要做出判断的职业中，GMA会显着影响判断质量

三、怎么做更好的判断？

训练、经验以及自信使得尊重型专家获得信任。

但这些特征并不能为其判断质量提供保证。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哪些专家能做出更好的判断呢？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一般性智力与更好的判断相关。

对于如何测量智力或一般心理能力(GMA—general mental ability，现在更倾向于被称为智力商数或IQ)一直存在争议和误解。

我们需要将这种对测试的担忧，及其实际的预测效果分开来看。

自从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军队采用心理能力测试以来，成千上万的研究考察了认知测试分数与随后表现之间的关系。

大量研究得出了非常清楚一致的结论。

尽管还比较粗糙并存在一定的局限，GMA标准化地测量了包括语言、数量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

迄今为止，一般心理能力仍然是最能预测一系列重要结果的一种单一指标。GMA的预测效力“比心理学中的大部分测量都要好”。

随着工作内容复杂程度的增加，一般心理能力与工作成就之间的相关性也会随之增加。

特别在讨论高度专业性的判断时，一个重要且经常被提及的，反对智商相关性的观点是：所有做这些的人都拥有高GMA。

医生、法官以及高级核保员，相比普通大众，都受过更好的教育，因而他们在认知测验上得分更高。

据此，你可能有理由相信，高GMA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什么差别——它只是进入高成就人群的入场券，而不能解释这个人群中个体成就的差异。

这种观点，虽然被普遍接受，但是不正确。

毫无疑问，在某一特定职业中，相比处于顶层的人群，底层人群的GMA分布范围更广：在低社会地位职业中有GMA高的人，但在律师、化学家或工程师这些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几乎没有GMA低于平均水平的人。

从这一角度来看，高GAM是进入高社会地位职业的必要条件。

然而，这一测量不能体现这些群体内部的个体在成就上的差异。

即使认知能力处于最顶端的1%的人群（在13岁时进行的测量），其能获得的突出成就也与GMA相关。

在这最顶端的1%人群中，那些处于最高1/4的人，其获得博士学位、出版着作、获得专利的可能性是那些处于最低1/4的人的2～3倍。

2013年的一项研究重点调查了《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424位美国亿万富翁（财富排名前0.0001%的美国人），其结果惊人地证明了能力与结果之间的关联。

与预期相一致，研究发现，这些超级精英群体是由智商最高的一群人所组成。这项研究还发现，在这一群体内部，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能力水平，与更高的薪酬（对CEO而言）和净资产（对亿万富翁而言）相关。

我们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在需要做出判断的职业中，GMA会显着影响判断质量，即使是在一群高能力的个体之中亦是如此。

如果你必须挑选人来做出判断，那么挑选那些高智商的人是有意义的。

1.认知风格:如何思考也同样重要

不管心智能力如何，人们的认知风格或执行判断任务的方法是不同的。

研究人员已经研发了一些表现认知风格的工具。其中一种测量是“认知反射测试”（Congnitive Reflflection Test，CRT）,CRT 被许多人视为测量一种更宽泛的概念的工具，即人们是否会习惯性地使用反射性或冲动性思维过程。

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CRT是一种测量人们倾向于使用缓慢的系统 2 思维，还是快速的系统 1 思维的方法。

由于这是一个自我评估的量尺，并且什么样的答案更容易得到大众认可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存在真实有效性问题。

那些希望给他人留下良好印象的人不太可能认同“思考不是我的乐趣”这样的表述。因此，其他测验试图直接测量人们的技能，而不再采用自我描述的方式。

其中一个例子是“成人决策能力量尺”（Adult Decision Making Competence scale）。这一量尺测量人们在判断过程中犯一些典型错误的倾向性，比如风险知觉中的过度自信或不一致性。

另外一个例子是 “哈尔彭批判性思维测试”（Halpern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这一工具主要评估批判性思维技能，包括理性思考的倾向和一套可习得的技能。

在成人决策能力量尺或哈尔彭批判性思维测试中，获得高分的人们在生活中似乎能做出更好的判断：他们较少承担由于错误判断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例如因忘记归还租来的影碟而不得不支付滞纳金，或意外怀孕。

认知风格和能力的测量以及其他测量，都能对判断效果进行预测，这种看法似乎是合理的。

然而，认知风格和能力与判断效果之间的相关性随任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并未发现认知需求与更高的绩效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

唯一能预测人们的预测效果的量尺由心理学教授乔纳森·伯龙 （Jonathan Baron）发明。

该量尺用于测量人们的“积极开放性思维”，具有积极开放性思维的人会认同“允许自己被相反的意见说服是一种良好的品质”。

换言之，虽然认知反射和认知需求的得分情况反映的是人们进行慢思考或审慎思考的倾向，但积极开放性思维则更准确。

那些谦逊的人会一直提醒自己，他们的判断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渴望被纠正。

拥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是最好的预测者，他们会根据新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思维和观念，跟容易做出良好的判断。

而有趣的是，一些证据表明，开放性思维是一种可习得的技能。

2.TIPS:最佳判断

“你是一位专家，但你的判断可以被验证吗？或者你是一名尊重型专家吗？”

“如果需要在两种观点中选择一种，而我们对这些人的专业性和过往的记录一无所知。那我们还是听从更聪明的那帮人的建议吧。”

然而，智商只起一部分的决定作用。

人们如何思考也同样重要。

或许你可以选择那些最深思熟虑、思维最开放的人，而不是最聪明的那个。

本文来源：公众号 @笔记侠。中国新商业知识笔记共享社区，微信最具价值排行榜：职场榜第一、总榜前三。独家笔记支持湖畔大学、混沌大学、青腾大学、高山大学、中欧创业营、京东商学院、北大国发院等顶尖商学院课程，BAT、TMD、小米、华为、网易等知名企业，丁磊、傅盛、李善友等知名人士，超过100万企业决策及管理层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