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娄睿墓看太原在北齐时期的民族融合

从娄睿墓看太原在北齐时期的民族融合

选自《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韩海涛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82)

［摘要］太原作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北方重镇，一直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城市。在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更是成为汉人与鲜卑、拓跋等少数民族相互交融的重要地区。鲜卑人娄睿的墓葬出现在太原这座汉人聚居的城市，而且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壁画与陪葬品都具有鲜卑与汉族、西域胡族等多种民族文化特色相交融的特点，由此可见，太原在这个时期成为了民族大熔炉。

一、绪论

北齐由高洋于公元550年建立，于公元577年被北周所替代。

在北齐时期，太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永熙元年(532)，尔朱荣被魏庄帝所杀，北魏政权进入了摇摇欲坠的时期，手握重兵的高欢以晋阳作为根据地，在此“建大丞相府而居之”［1］4。之后，高欢以古晋阳城作为其政治、军事要地，成就了辉煌的霸业。在高洋建立北齐政权之后，以晋阳作为别都，晋阳大丞相府统领全国，负责全国的政治、军事要务，因此，晋阳在当时成为了北齐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两都制。在高洋登基之后，诏书中提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1］52。

太原在南北朝时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是由大同南下的商人进入中原地区的重要一站。以晋阳为中心城市，逐渐形成了以长安、洛阳、邺城、平城等多个大中城市为目的地的交通干线，晋阳城成为当时的交通要冲。在这里，国内国外贸易频繁，各地商人络绎不绝，晋阳城成为当时北方各国各民族之间商业贸易的中心。

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高家父子对晋

阳城的持续建设使晋阳的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北齐时期，太原成为了各个民族聚居之地，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在已发掘的墓室中出土了许多带有多民族文化特色的随葬品和壁画。

二、从娄睿墓中出土的相关文物及壁画看民族融合

(一)娄睿及娄睿墓简介

娄睿，北齐鲜卑望族。“睿幼孤，被叔父昭所养”［1］197。娄昭被封太原王，由此可以推断出娄睿在太原长大。由于娄氏一族是高氏的内戚，因此娄睿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先后成为东安王、司空、司徒、太尉、大司马，权倾朝野。其虽位高权重，但却有拙劣的一面，《北齐书·娄睿传》载:“睿无他器干，以外戚贵幸，纵情财色。”“为瀛州刺史，聚敛无厌。”［1］197武平元年(570)二月五日，娄睿卒，葬于晋阳。

娄睿墓位于太原市郊区的王郭村西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在被当地居民无意中发现之后，马上展开了发掘与保护工作。从1979年4月初开始于1981年1月底结束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墓室已经多次遭到盗墓者的破坏，因此发掘工作异常艰难，最后经过严密的勘测工作，得出了墓室的规模资料。娄睿墓规模宏大，占地400多平方米，底部东西长17．5米，南北长21．5米，封土在地面上积土夯筑，残存高6米多。经初步整理统计，墓室虽然屡次遭到破坏，但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随葬品，有870余件，是已发掘的北齐墓葬中最多的一座。在墓中出土了大量陶俑，器型特别，具有鲜明的北齐特色。除了陶俑之外，还有一些瓷器与玉器。在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宏伟壮观的壁画，这些壁画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壁画艺术的最高水平。

(二)从陶俑看民族融合

在随葬品中，出土的陶俑约占百分之七十。这些陶俑中，以人物俑居多，大致可以分为武士俑、文吏俑、女官俑、役夫俑、骑俑等。在这些陶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特色。

从整体上来看，出土的大部分陶俑脸面圆润光滑，并且显得十分厚重敦实。下颚部分十分丰满，眉毛、鼻子、嘴巴几乎全部挤在脸面的中央，肚子圆圆鼓鼓，下肢短小而纤细，整体看来近似一个不规则的菱形，与现代人的形象相差甚远，给人一种严重比例失调的感觉。

武士俑大部分鼻梁高耸，具有类似今天西方人深陷的眼窝，怒目圆睁，嘴巴或是大张或是撅起，整个体型健壮浑实，孔武有力，具有明显的鲜卑人特色。而与之相对的文吏俑的面部表情谦卑尊敬，带着微笑，“上身为双开襟长袖上衣，下身为宽大的裤子”［2］，衣着有着明显的鲜卑人吸收汉文化之后改装的特色。

(三)从瓷器看民族融合

在墓葬中出现了数量较少的瓷器，这反映了鲜卑人对汉文化的向往和追求，以及鲜卑人生活中早已融入汉文化元素，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墓中出土的一件精美的二彩盂非常具有代表性。二彩盂上端口径为4．6厘米，整体高为6．2厘米，胎质纯白细腻，敛口，鼓腹，瓶外壁装饰七道弦纹，平底，内外满施淡绿色釉，釉色丰满而均匀，光泽晶莹剔透，有冰裂纹，从口到底(腹)黄、绿二彩各七道相间竖施，底存两个极小支垫。这使我们看到了唐三彩的影子，由此也可以说，唐三彩正是继承北齐低温铅釉加彩陶的传统而来的，而唐三彩又把低温铅釉陶器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峰。

墓中还出土了四件有莲瓣底座的瓷灯，五件螭柄鸡首壶，两件贴花瓶。这些瓷器都十分精美，在已经出土的文物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些出土瓷器保存

较为完整，从这些器物的修饰花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域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佛教文化对北齐鲜卑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从而反映了当时多个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融与影响。

(四)从壁画看民族融合

在娄睿墓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娄睿墓中的壁画宏伟壮观，可以看出画师技艺精湛，并且吸收了外来绘画的营养，将其融入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中。整个墓室的壁画除少数部分因年代久远受到自然与人为破坏外，大部分保存完好，共71幅，约200平方米，是之前北齐考古发现所难以媲美的，这批壁画称得上是南北朝时期壁画艺术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1.从壁画中的金戈铁马看民族融合

在娄睿墓墓室西壁，有一组出行与归来图，画着墓主人生前鞍马游骑的场景。这些画作大都以大小幅相间排列:大幅多人，在后，是为主骑;小幅在前，二人，是为导骑。骑马者大多体型健硕，神情严肃并且大都装有长短兵器，所骑的马匹大多为健壮的战马，或昂首，或长嘶，形态各异。在这些战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骑兵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装备———马蹬”［3］。

骑兵作为最古老的兵种之一，一直是古代战场上最具有冲击力的兵种。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开始应用于战争之中，在骑兵的基础上，战车加入到战争中，使得战争更加残酷，而一个国家拥有战马的数量以及拥有战车的规模也成为衡量一个诸侯国军事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各个诸侯国纷纷效仿此做法，使骑兵这个全新的战斗力量逐步出现在战场上。到了汉代，开始大规模运用骑兵，但骑兵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却开始减慢下来，原因是骑兵的下身没有支点，乘骑不稳，双手受到严重的束缚，而在这个时期，马蹬也就应运而生，这对于中国骑兵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娄睿墓壁画中的鞍马形象，直接证明了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步入了运用骑兵的黄金时期———金属马蹬时期。这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间接说明了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对骑兵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汉人熟练的冶炼金属的技术与鲜卑族善于骑射的特点相结合，两个民族的智慧相互交融摩擦，碰撞出了文明的火花。从此，金戈铁马标志着骑兵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正如顾准先生所说:“马蹬的出现，使白刃战成为了可能。”［3］

2.从壁画中的服饰看民族融合

大部分学者认为，北齐是中国服饰文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汉人服饰以中原汉文化为主，呈现出褒衣博带式的风格特征。北齐之后，华夏民族的服饰从汉魏时期的一元化向隋唐时期的复杂化发展，服饰风格更加丰富多彩。《旧唐书·舆服志》中写道:“宴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江南则以巾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硃紫玄黄，各任所好。”［4］1957平时居家的常服，南朝以传统的汉服为主，襦裙福巾为主要服饰，而在北朝，则夹杂着胡服的色彩。在北齐时期，人们戴鲜卑帽，身穿短袄，脚着靴子，而且颜色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可以随人们喜好穿着。《梦溪笔谈》卷一中写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5］7《朱子语类》卷九十一中写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6］2327朱熹说得更加直白，他认为，当今的服饰大部分是胡服演变而来的，比如靴子之类的。以前的王冠服饰都已经一扫而空见不到了，中国服饰的乱象，从五胡乱华开始，后来历代都相互承接沿袭，而纯粹的汉家服饰，早已荡然无存了。

以上诸家，无论是唐代史学家、宋代文学家或是明代哲学家，都对北齐服饰持相同看法，都指出中国的服饰从北齐开始融入了胡服的元素，而影响北齐一朝的胡族服饰，主要有其本族“鲜卑”的服饰与从中亚栗特地区传来的波斯服饰两种。

在娄睿墓室的众多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北齐时期各个民族融合的特色。在墓道东西两壁上栏中，分别绘有精美的《出行图》与《归行图》。在壁画中，男性人物所着基本为胡服，“头戴圆形或山字形鲜卑帽，穿圆领或交领缺骻长袍，细口袴，高靿靴或软靴，腰束蹀躞带”［2］。其中有些形象比较特殊，如头顶光秃，前额脑后留有三撮乌发，浓眉大眼，穿月白色绣花圆领窄袖长袍;有的留浓密络腮胡，身着当时西域非常流行的绿色窄袖绣花中袍，袍长到达膝盖，下摆开口，这是典型的西域胡人的形象;有的身穿灰白色圆领窄袖长袍，长袍上绣有中亚人衣服上常见的卷草纹形象等。

墓室中墓主人室北壁，有娄睿夫妇的《飨行乐图》，墓主夫妇头戴花冠(男主人花冠损失较多，残留有少量的珠宝)，身穿宽袖朝服，衣服上均绣有金丝团花，雍容华贵，光彩夺目。其中男主人娄睿所着朝服为圆交领，大袖，宽带，东侧耳朵上部好似有一串珠宝首饰，所穿大袖衣(袍)在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非常流行。女主人杨氏作为命妇，所着服饰为“袿襡，圆领，略敞胸，大袖，宽带，头戴蔽髻”［2］。这种服饰有着汉族传统服饰的特色，近似于汉代冕服中的礼服，由此可以看出，北朝氏族穿汉服，源于北魏孝文帝改革，虽历经东魏、北齐的反汉化潮流，但穿汉服早已潜移默化地深入民心了。汉服能体现一种“上下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意识，因此，在北齐，高层贵族也以着汉服为贵，一是显示其地位与身份的尊贵，二是象征着其政权的正统性。壁画中的服饰充分体现了当时胡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三、从娄睿墓中呈现的宗教元素看民族融合

北齐的几代统治者虽然大都歧视汉人，但却又仰慕汉文化，并且鼓励学习和利用汉文化。例如推崇儒家学说以及尊重儒家学者，重视儒家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观点。同时，北齐的各代统治者都十分信仰佛教，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使得佛教在这一时期大盛。同时，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对外来商人的政策远比魏晋时期优惠，因此，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非常繁荣，西域各国商人来来往往，不仅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文化。

(一)中原传统宗教文化因素的融入

四象(即四神)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的一组神话形象，早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中便出土过相关的神兽图像。娄睿墓室东侧门扉绘有青龙图像，西侧门扉绘有白虎图像。在墓室中栏，东壁画青龙与雷公，西壁残片可见白虎的部分画迹，北壁尚残留玄武的一段蛇体。“在墓室上栏一周，按正北为鼠，正东为兔的顺序，有十二辰图，高1米，残长4．3米，尽残留鼠牛虎兔，中插神兽七只”［2］，图案样式都十分生动可爱。四象图与十二生肖图相结合为一个整体，反映出一个天界的存在，继承了中原传统文化与儒道思想，描绘了死后飞升天界的图像。

(二)佛教元素的融入

北齐时期，佛教大肆兴起，佛教在山西的发展非常迅速，同时，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吸收了中原文化，更加平民化，而北齐的高层同样崇信佛法。娄睿作为一个高层的统治者，十分信仰佛教并且支持佛教大加发展。而他本人也曾拜在当时有名的高僧灵裕的门下，并且斥大量资金修建了宝山寺。据载，“齐安东王娄睿，致敬诸僧次至裕前，不觉怖而流汗，退问知其异度，即奉为戒师，宝山一寺裕之经始，睿为施主倾撒金贝，其潜德感人又此类也”［7］。

在娄睿墓中，有关佛教文化的壁画与雕刻随处可见。在墓室的天井上栏、墓室甬道拱顶、墓门的前后共有七幅画，其中六幅皆为佛教题材，象征着飞升西方极乐净土。在墓门门额中，雕刻有一只类似于龙首的神兽，张着血盆大口，牙齿锋利尖锐，鼻子硕大挺拔，前额微微凸起，类似于双角，兽首周围环抱莲座摩尼宝珠，两侧绘有口衔莲枝的金翅鸟。门楣处横列有五朵莲花，在门楣之下与门框的正侧两面都雕有莲花，内雕莲座，上面放置有摩尼宝珠。

(三)西域祆教元素的融入

祆教是在中亚和西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一支宗教体系，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在西域地区非常流行。在北齐一朝，丝绸之路活跃，大量西域商人出现在这里。与此同时，祆教也沿着丝绸之路由胡商带入中原地区，而且受到统治阶层的接纳。北齐后主更是狂热地崇信祆教的淫僻仪式。《隋书·礼仪志》中记载:“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

在娄睿墓东墓道上，绘有一只送葬入墓的护路神卫，“似羊似鹿，偶蹄，两肋有翅，口中衔有莲花枝，全身以橘红轻淡渲染，下踏彩云”［2］，这与祆教中“森穆夫”的神兽形象一致。

四、小结

北齐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动乱时期，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的力量非常强大，并以“主角”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而少数民族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承认汉族文化的先进性，因此他们在继承自己文化的同时不断学习汉族的文化。同时，由于受到西域等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鲜卑族文化又出现了胡化的特点。在太原出土的娄睿墓作为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中的大型墓葬，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从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与壁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各个民族文化元素交融在一起。因此，太原在北齐时期是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汇点，是这一时期的民族大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