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长安羊元坊商代遗址残灰坑的清理
考古与文物 2003年第2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2000年4、5月份,我们在长安县搞考古调查时,发现羊元坊村东北约400米处是一内涵较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村办砖瓦厂正在从遗址的西部
边缘取土,已有多个灰坑被破坏殆尽,我们及时对一个残灰坑进行简单的清理,获得了较多的残陶器和骨器、石器、卜骨等。结合遗址采集的其它标本,初步分析确认,应属于商代,这是极为罕见的一处商代文化遗存,现予以介绍。
一、遗址及残灰坑概况
羊元坊村位于长安县郭杜镇西南约2公里处,氵高河古河道北岸上(图一)。古河道以北有一东西延绵数公里的高亢地带,称为细柳塬,但与古河道的高差不大,一般只在数米之内。遗址分布在细柳塬南缘的突出部分,地面非常平坦,东西约450米,南北约250米,断崖上能见到厚约50厘米的文化层和一些灰坑,因断崖较低灰坑形制不清,可在地表和断面上采到鬲、罐、盆等陶器残片。
所清理的残灰坑位于遗址的西部,生产路旁的断崖边,西部已被砖厂取土挖去,东部又被压在路下面,我们只清理路西1米宽的范围。为一口大底小的圆形灰坑,去掉15厘米厚的表土,即露出挖在黄生土中的坑口,清理的部分基本处于坑中间偏西的部位,长径2.6、深1.2米。内填灰土,北边含灰量较重,南部较轻,而夹有黄生土块,内含较多陶片、卜骨等。
二、遗物
残灰坑出土和从该遗址采集的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和卜骨等。
1、陶器
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陶色有褐陶(含红褐陶)和灰陶,前者的数量略多于后者。纹饰主要为绳纹(多呈麻点或麦粒状),旋纹次之,还有方格印纹、划纹、附加堆纹、圆圈纹(图二)等。器物种类有鬲、、罐、盆、豆、尊、簋等。
鬲 数量较多,从口沿和裆部的特点可分为
A、B两型:
A型,侈口,方唇或方圆唇,斜折沿,分裆。标本1(羊元坊H∶3),夹砂灰陶。方唇,束
颈,腹微鼓。颈下有三道旋纹,体施细麦粒状绳纹。口径16厘米(图三,1)。标本2(羊元坊H∶12),夹砂红褐陶。方圆唇,束颈,深腹,分裆,柱状足较高。颈部抹光,其下饰旋纹,体施较浅细的绳纹。口径16、残高约21厘米(图三,3)。
标本3(羊元坊H∶4),夹砂灰陶。方唇,敛颈。颈下有一道旋纹,体施较粗的浅绳纹。口径18.6厘米(图三,2)。
B型,侈口,方唇有锯齿状花边,残余裆部者常为联裆。
标本1(羊元坊H∶5),夹砂灰陶。侈口,有锯齿状花边,束颈。颈下有两道旋纹,体施麦粒状绳纹。口径11厘米(图三,5)。标本2(羊元坊H∶7),夹砂灰陶。侈口,方唇有锯齿状花边,束颈,腹外鼓。颈下有两道旋纹,体施麦粒状绳纹。口径22.5厘米(图三,4)。标本3(羊元坊H∶17),夹砂红褐陶。腹以上残,联裆,尖锥足,体施细麦粒状绳纹(图三,6)。
数量较鬲为少。
标本1(羊元坊H∶1),夹砂黑皮褐陶。侈口,方唇,斜折沿,深腹束腰,鬲部残。颈以下施绳纹。口径29.6厘米(图三,7)。标本2(羊元坊H∶27),夹砂灰陶。侈口,宽斜沿,方唇,腹较鼓。施粗绳纹及旋纹。口径26厘米(图三,9)。标本3(羊元坊H∶23),夹砂灰陶。侈口,宽斜沿,方唇外有波浪形花边,微束颈。颈下有两道旋纹,体施较浅细的麦粒状绳纹。口径22.5厘米(图三,10)。标本4(羊元坊H∶24),夹砂灰陶。残存鬲部,分裆,尖锥足。体施较浅的麦粒状绳纹。残高20.5厘米(图三,8)。标本5(羊元坊H∶29),夹砂灰陶。侈口,圆唇外有锯齿状花边,束颈。自口沿下施麦粒状绳纹(图三,13)。
罐 数量较多。
标本1(羊元坊H∶14),泥质黑皮褐陶。侈口,圆唇,敛颈,圆折肩。沿面及颈部分别有一周和两周旋纹,肩上有刻划的口齿形图案。口径18厘米(图三,12;图二,8)。标本2(羊元坊H∶19),夹砂灰陶。侈口,方唇,敛颈。肩部素面。口径16厘米(图三,14)。标本3(羊元坊H∶20),夹砂灰陶。平底及腹部均施麦粒状绳纹。
盆 数量较多。
标本1(羊元坊采∶8),泥质黑陶。宽侈沿,方唇,斜深腹。上腹饰单旋纹界边的方格印纹带(图四,3)。标本2(羊元坊H∶13),泥质红褐陶。侈口,方唇,深腹微鼓。唇内有一周旋纹,外敷低平的泥条,上腹饰双旋纹界边的方格印纹带,下腹饰两道旋纹。口径26.7、残深19.5厘米(图四,1)。标本3(羊元坊H∶11),夹砂灰陶。侈口,方圆唇,斜直深腹。上腹饰不规则的双旋纹界边方格印纹,与下腹麻点状粗绳纹相接。口径28、残深16.5厘米(图四,4)。标本4(羊元坊H∶6),泥质灰陶。侈口,圆唇,上腹较直,下腹急收。上腹饰单旋纹界边的方格印纹带。口径31、残深15厘米(图四,2)。
豆发现的数量较少,以腹部的特点分为两型。
A型,假腹豆。
标本(羊元坊H∶9),泥质灰陶。侈口,方唇外倾,浅盘,平底,假腹及柄部残。接假腹处的外壁有一道旋纹。口径12厘米(图四,6)。
B型,真腹豆。标本(羊元坊H∶16),夹砂灰陶。敞口,圆唇,浅腹。素面。口径8.4厘米(图四,7)。所见豆柄多相似,标本(羊元坊H∶22),泥质灰陶。残余柄部,呈喇叭形高圈足,底径9厘米(图四,8)。
尊少见。
标本(羊元坊H∶2),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斜折沿,高领,敛颈,折肩,深腹。上腹饰单旋纹界边的方格印纹带两周,下腹施麦粒状绳纹,上界以旋纹。口径29、肩径28.5、残深24厘米(图四,5)。
拍
标本(羊元坊H∶26),夹砂褐陶。上呈半圆隆起,下较平直,中间有穿孔。长9厘米(图五,6)。
纺轮
标本(羊元坊H∶25),夹砂灰陶。圆饼形,中有一孔,侧面有两排刺纹。直径13.2厘米(图五,4)。
2、石器
只有石镰一件。标本(羊元坊H∶27),磨制,扁平体,残余的一端向尖部呈弧收状,双面直刃。
残长9、宽7厘米(图四,9)。
3、骨器
骨器有锥和牙饰。
锥
标本1(羊元坊H∶28),磨制。尖端扁平,柄端较圆。长7.3厘米(图五,1)。标本2(羊元坊H∶29),磨制。尖端甚锐,柄端保留了骨关节。长10厘米(图五,3)。
牙饰
标本(羊元坊H∶30),磨制较精。为残月形,扁平体,尖端较钝,一端有一小圆孔,长6.5、中宽1.1厘米(图五,2)。
4、卜骨羊元坊残灰坑出土较多,大小标本十余片,均用牛肩胆骨为之,修取骨脊,钻出圆孔,多存留有灼痕。标本(羊元坊H∶31),一面保留有整残11个钻孔。残长12.8、残宽4.5厘米(图五,5)。
三、小结
对羊元坊遗址的清理,虽然只是一个残破灰坑,且范围非常有限,但坑内的内涵物却较为丰富,出土了不少的文物标本,从而使我们对该遗址的文化性质,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A型鬲一般为侈口方唇,腹较深,分裆,颈部多有一道以上的旋纹,一部分甄也是多侈口方唇,颈部往往也有旋纹,A型豆为假腹豆等,均系商文化陶器的基本特征。尤其与扶风壹家堡①、礼泉朱马嘴⑦等关中西部商文化遗址,西安老牛坡商代墓葬"所出的同类陶器相似。生产工具中发现有石镰,卜骨的发现比较多,也都显示了商文化的风格。而一部分B型鬲及少量的彪有花边口沿,折肩罐、折肩大口尊,饰方格纹的深腹盆等,则与郑家坡先周文化遗址④出土的同类陶器的形制比较一致,显然,这类遗存中又含有先周文化的因素。由此可见,这个灰坑的内涵显示了该遗址代表了一类既含有商文化,又具有一定先周文化成分的混合文化遗存。
羊元坊A型鬲的形制与老牛坡一期墓葬、朱马嘴遗址第二期的陶鬲最为相象,B型隔及瓶的口沿做成花边的风格,见于郑家坡等先周文化遗址的早期,和朱马嘴商文化遗址,可依这些方面来推断这个灰坑的年代。老牛坡一期慕葬、朱马嘴遗址第二期的时代均被认为相当于殷墟文化的第一期,郑家坡早期的年代不会晚于般墟文化第二期回,在相当于殷城一、二期的壹家堡早期,已经见不到花边口沿,综合这些材料,初步可以将羊元坊残灰坑的年代,推定为相当殷螺第一期。并可估计,该遗址还应有与此坑的时代略有早晚的遗存。
近十余年来,关中地区发现了不少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而且面貌各异,类型较多。已知有关中东部较典型的商文化、关中西部含有多种因素的变异性商文化、先周文化、刘家文化、以及略偏北的碾子坡文化等等。但在西安以西渭河南岸至泰岭北触地区,除了注西见到少量先周晚期文化遗存和个别商代铜器外,几乎再没有殷商时期文化遗存的报导。故对该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认识,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进讲,羊元坊的发现开始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从羊元坊遗址所获的这些资料,初步可以看出与关中西部商文化及老牛坡商慕地的遗存比较接近,尤其是与前者的联系相对紧密一些,极有壹家堡早期和朱马嘴遗址所显示的文化特点,既含有商文化因素,又有先周文化的成分。但由于清理的规模过小,取得的资料有限,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究意如何,尚不大清楚。至于其与关中地区同时期的其它文化类型,以及相邻地区,如与汉中盆地的城固一带商代青铜文化遗存等是否存在联系,现在均无法予以回答,还都有待将来进一步的发掘去研究解决。
调查清理;张天恩史浩善 陈省安
绘 图∶冯丽荣
执 笔∶张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