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金胜村大墓年代的推定

太原金胜村大墓年代的推定

选自《文物》1989年09期，渠川福

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在山西省的春秋战国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文物也最为丰富。加之出现在几乎是东周墓葬考古空白区的晋中太原，更是难得的重大发现。遗憾的是此墓目前尚未发现足够的文字.资料，缺乏断代的确切根据。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推定。

一、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制和花纹

西周的礼制，用以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贵贱，它渗透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各个领域。墓内随葬器物的多寡及组合情况，有着严格的制度，反映了死者生前的地位和身分。自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僭越行为愈演愈烈。同时随着时代的进展，随葬礼器的品种也不断变换。其中的核心种类——升牲器、盛食器、酒器和盥洗器，即所谓的“礼器基本组合”，在各个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客观上形成一套相对年代的时间标尺。

251号大墓的礼器组合为鼎、豆、壶、盘、匝。对照中原（主要是三晋）地区的礼器组合序列,我们可以发现，此墓中的器物组合，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礼器组合完全相同,已经不见属于春秋晚期前段组合中的食，代之以豆；而在战国中期组合中取代豆的敦还未出现。因而将大墓年代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即公元前550至前380年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就器物的形制而言，此墓出土器物与三晋地区的典型器物可作以下对比。

1.鼎，以其中的III式鼎和v式鼎为标本。

III式鼎7件，是一套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的升鼎。腹深与口径之比为1:1.65。此式鼎为三晋地区广泛流行的典型器物。据有的学者研究，其形制有由深腹变浅腹、高足变矮足，体形由长方变为扁方的趋向，并可以用腹深与口径之比的不同表示其变化定量①。经观察对比，此鼎形制介于侯马上马M15和长子东周墓M2的同式鼎之间，前者腹口比例为1：1.6,后者为1：1.7。这两墓的年代原报告定为春秋晚期，可取作判断金胜村M251时代的上限。

V式鼎又称鬲鼎或联裆鼎，6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此式耕曾见于长治分水岭M36,发表时称鬲；又见于长子东周墓M7,称鼎；亦有人认为应为敦。从这里出土时情况看，器内发现不少动物骨胳，称之为鼎是正确的。此式鼎与长子M7极似，亦当为春秋晚期之器。

2.豆，是代替前一时期礼器组合中的貫，作为盛食器使用的。出土时发现不少五谷类炭灰，证明了这一点。

金胜村M251出土的8件I式豆，器形、纹饰、尺寸均同。它们与长子M7的同式豆除纹饰不同外，器形极为相似。侯马上马M15和洛阳中州路M2717中亦见此式豆，器形介乎两者之间。

两件II式豆，方形台座，上接喇叭状圈足，双环耳。这种豆可能是由篡发展演变而来的。长治分水岭M26曾见一箴（M26：8）,腹与此豆盘相似，只是高方座上的圈足又矮又粗。对照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早期交龙纹篡和上海物馆藏春秋晚期邵王囂，其过渡痕迹是明显的。或者古人仍以此为瓮亦未可知。此豆与长子东周墓M7：14极相似，只是此豆未见器盖，按其子母口沿，是应有盖的。就上述两豆而言，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3.壶，有四种形制。方壶是标准器。一般认为，方壶的流行下限在春秋之末；大约自战国起，圆壶取代方壶而流行于世，彼此界限明显。此壶器形与新郑古墓和邢台南大汪村Ml的方壶相类,形制似更近于前者。而颈部的怪兽形附耳更似于后者。因而其年代可取两墓之间，即定在春秋晚期后段。

4.鬲，一式6件。这种式样的鬲，与万荣庙前村春秋墓和长子东周墓M7所出形制极近，当断为春秋晚期器。

5.鉴，为盛水器，春秋中期以来多见于大贵族墓葬中。从春秋末到战国早期流行附加矮圈足。此墓以I式鉴最具特征，与解放前在河南辉县出土2件智君子鉴形制相近。据唐兰先生考证，智君子鉴为智襄子（知伯瑶）的遗物，当作于公元前472〜前452年之间②。还有长子东周墓M7：16,形制也相近似，其年代也当约略相同。

6.瓠壶，此墓所出瓠壶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商周彝器通考》图781鸟盖瓠壶、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无盖瓠壶，同被定为战国早期器。此墓出土的瓠壶形制与之极似，而更精致豪华。

通过以上粗略的对比分析，可以认为，此墓虽然有少量器物路呈战国面貌，但大多数器为春秋晚期风格。有些以前被定为战国的典型器物，实际上可能在春秋晚期就出现了，只是前此未见出土而已。因而，我们有理由将此墓的上下限划在公元前500~前400年之间。

金胜村M251铜器群的花纹也具有时代特色，尽管有局限性，仍不失为器物断代的依据之一。此墓铜器上盛行的夔龙、夔凤、蟠螭、蟠虺等纹饰，是流行于春秋中晚期的主要纹饰，这里不打算详论。我们再将较新颖的纹饰作分析对比，以便界定器物年代的上下限。

1.陶纹或绚索纹，出现在春秋晚期。此墓的鉴、豆、曇等器上都有装饰，且已比较成熟而精致。这类纹饰与长子东周墓M7、M1的鼎、敦、鉴上的极似。

2.贝纹，可能最先见于山西浑源李峪出、土的鸟兽龙纹壶。这里又在II式豆和猛虎扼

鹰带耋戈（W251：287）上出现，简报称为连珠纹。浑源之器一般公认属春秋晚期后段，此墓亦当约略近之。

3.鹤纹。此墓所出的DI式高柄小方壶（M251：561）,器物造型、纹饰、制造技艺都很特殊，显然代表了一种新的风格。其柄端饰三层鸟纹，简报称之为鸟凤纹，疑当为鹤纹。辉县琉璃阁和万荣庙前村Ml的器物也曾见到这类纹饰。一般认为鹤纹出现较晚，约在战国中晚期。这里的发现或可将其出现时间提前。I式豆（M251：576）上清丽简练的云雷纹的出现，似也属于这种情形。这些被认为较晚出的花纹的出现，虽不表明此墓肯定已进入战国纪年，但应该意味着已接近战国。

4.鸟尊（M251：600）纹饰。这件鸟尊极为精美，除底部外浑身遍饰花纹，华丽异常。翅部的羽状纹，据认为是春秋晚期后段出现的。此器与传说出于太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子作弄鸟尊（《商周葬器通考》图367）相比较，纹饰手法如出一辙。有人或谓此二器同出一匠之手，亦可备一说。

此墓器物作为一个青铜礼器群体，有的器物在形制上出现晚期因素，而在纹饰上是统一的早期风格；有的器物出现了晚期流行的纹饰，但器形又呈传统的早期式样。早晚因素相互错综，但主体风格是早期类型。就纹饰而论，与侯马铸铜遗址发现的陶范花纹非常近似，有的甚至是一模一样。几乎可以断定，此墓铜器必为侯马产品。这里的相当一部分器物为首次使用，殆即从侯马（晋都新田）铸好运来后不久就随葬的。这似也可以成为此墓年代下限不到战国的又一佐证。

二、车马坑遗迹

简报述及车马坑呈曲尺形。这种形制的车马坑，曾见于辉县琉璃阁和邯郸百家村，为三晋的独特形式。琉璃阁大墓墓主为晋六卿之一的范子③，其年代当在公元前557〜前492年④。百家村赵墓则属战国中期。在此二墓前后尚未见这种形式。或可以认为此期间流行曲尺形车马坑，这一点尚待今后出土资料检验。

更可能说明车马坑年代的，应当是古车的制造技术。春秋末或战国初齐人所著的《考工记》，作为一部总结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实物标本愈接近书中记述，其制造就愈接近成书年代。联系车马坑的发掘，我们发现《考工记》的相当一部分记述，为了合乎“三材六等”、“天圆地方"之类的礼数，被作者理想化了，难以与古车尽合,但就一些部件而言，如轮径的大小、车精的长短等，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这里仅以车毂的制作和加固为例，与《考工记•轮人》对照，一则阐明其作法，二则由此參证车的制造年代。

商车且不论。西周以降，屡见车毂之上加套铜辑，以增其强韧的作法。此法.《考工记》所不载。考古发掘中，春秋之车有铜辑的不多,.肯定另有加固之法，但实物遗迹不清，论者未及。所幸此处车迹保存较好，得述其详。

简报中的8号车，车毂尺寸略异于《考工记〉〉。辍端往里有8道凸起的环棱，高、宽和间隔各约1厘米，毂围全部糅漆，显然是经过加固的。分析其做法，应先是在钥端以里琢刻8道深、宽和间隔均等的环槽，此即《考工祀•轮人》所谓“陈篆必正”。然后在环槽雨涂一层厚胶，再用皮筋缠绕，绕满一层，涂胶再绕，至与槽平齐，此所谓“施胶必厚，施筋必数”。待干透之后，则“愕必负干”，加固物与毂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再进行打磨、糅漆，反复数次，漆后车毂革色与木色青白相间，这就是所谓“既摩，革色青白”。可以想见，如此加固的车毂，当然非常坚韧，其强度不亚于同一功能的铜辑，真所谓“谓之毂之善”。《考工记》寥寥数语，实际包括了一整套工艺程序和技术要求。现在我们所见凸起环棱，正是槽中所施用的胶筋。而原先的毂木间隔，则因木朽缩收反而凹陷了。

实物遗迹与文献记述如此惊人地相近，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车子的制造时间非常接近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春秋末至战国初。

三、文献考据

先秦典籍中有关晋阳的记载，寥寥数条而且语焉术详。但可以知道，至迟春秋中期以来，晋阳即为晋卿赵氏的封邑。

公元前514年，晋灭祁氏、杨氏，将其二邑分为十县，赵氏庶子为其中一县之大夫⑤。祁邑地近晋阳，而分县仅及清徐、文本以南，可见晋阳早已属赵氏。

前497年，赵鞅（简子）同中行、范氏争斗失败，退保晋阳⑥。至此晋阳首见于史籍。

前475年，赵鞅卒，子孟立，是为襄子⑦。

前455年，知伯瑶索地未果，率韩、魏围赵晋阳⑧。

前453年,赵孟反联韩、魏灭知伯于晋阳城下⑨。三家分晋局面形成。

前425年，.赵孟卒⑩。子浣立，由晋阳徙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o

根据上述史实，大墓年代的下限，似不应晚于公元前425年。

据侯毅同志考证，墓主身分应在卿上大夫一级⑰。纵观这一段历史，声威显赫的晋六卿之一赵氏，卿大夫有二人——赵鞅和赵孟。也许还可以加上赵鞅之父赵成，但此公平庸无能，恐难有此威仪。

关于太原金胜村第251号大墓的年代，以上几方面分析推断的结果，是比较吻合的。鉴于史学界对春秋战国的年代划分有习惯上的差异，笔者认为，以“春秋战国之交"作为大墓年代的结论是合适的，其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75〜前425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