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潞绸“衣天下”

选自《江苏丝绸》2001年01期，岳树明

一

长治是一座历史古城，战国时便置上党郡,至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隋、唐改称潞州。这里的丝织业源远流长,潞绸就是因产地而得名的。据《隋书》云：“长平、上党、人多种农桑……”，可见蚕桑生产在高平、长治等地兴盛已久。明朝万历年间（公元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潞绸已发展为鼎盛时期，曾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手工业丝织中心,机抒之声随处可闻，绸庄丝店遍布街巷，并且分铺支店遍及全国各地。《宣府琐志》记载，当时边塞重镇张家口的集市上，就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丝绸铺。”又据河东人薛景石著的《梓人遗制》一书，说明代中期，潞安地区的丝绸织造技术已相当发达，产品除作贡品外,远销国内外。每年向明王朝进贡的潞绸（又称黄绸）达五千至一万匹，仅次于江、浙两省，当时曾有“南淞江、北潞安、衣天下”之佳话。

潞绸的兴起,和上党地区蚕桑养植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泽州绸缎远在唐代就发展起来。明朝时，泽州的阳城、沁水、高平、晋城等县的蚕桑业那时已有了相当规模。《冬秀亭杂记》中有“泽州蚕丝之利用于他郡”的记载。明正德年间，大理寺评事、沁水人常伦写过一首《沁水道中》：“处处人家蚕事忙,盈盈秦女把新'桑。黄金未遂秋卿意，骏马骄嘶官道旁。”这幅农桑图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沁水流域种桑养蚕的盛况。在沁水县土沃乡台亭村有一棵三人抱不住的老桑树，据鉴定已有两千年了。潞、泽两州向来经济联系紧密，如同一体，泽州养蚕业养植也日渐发展。明洪武初，潞州六县桑树八万株，至弘治时,九万株有余。清初襄垣一县种桑四万株。清初思想家唐甄在长子做县令时，极力提倡种桑养蚕，亲自把自己家乡四川的种桑方法传授给长子人民,促使长子一带的蚕桑有了发展。

明朝是个精雕细刻的时代。朱模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于沈阳，因年幼未就。永乐六年（1408年）改封潞州，皇城旧址就是当年的王府所在地。他就藩时从外地征集了数千机户，带到了潞州,生产给皇哥的贡品。

《潞安府志》（乾隆版）记载，明朝初年，长治、高平一带丝绸织机有13000余台，按每台织机“岁可断百匹”计,潞绸的产量最少也在100万匹以上，且大部分农户开始“专事机杼，不问耕耘”。当时，潞、泽两地非数十万不为富也。王士性《广志绎》有“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甚至，明朝政府因财政困窘,户部还向山西潞绸商告贷。当时潞绸如现在的化纤产品一样普及到了“士庶为衣”的程度，“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火；西北之机，潞最工”，上党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织业中心。

在实惠和利益的趋势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潞绸的生产行列，机户在这里落地生根。尽管洪武初，六县就种植桑树8万余株，可一下增加了这么多机户，原料的数量就难以适应生产的需要，所以不得不从外地大量购进蚕茧，牙行和丝行应运而生。随着生产的发展，潞绸逐渐达到了依赖外地原料的程度，这些原料来自山东、河北、四川等地，其中以四川的“阆茧”居多。这也为潞绸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潞绸“络丝、练线、染色、抛梭为工颇细”（王鼐《请抚恤机户疏》），产品极为精细、华丽，以自己的质地和产量日如中天，“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生”，曾有“潞绸遍宇内”之美称。其时山西的潞绸、南京的宁绸、山东的英绸等，为全国著名的绸类品种，深受人们的青睐。

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山西通志》称:潞绸的产品规格，一般分为大潞绸和小潞绸两种。大潞绸每匹长80市尺、宽2.4市尺、重61市两;小潞绸长6托（约30市尺）、宽1.7市尺、重约32市两。潞绸制作精巧，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色彩有天青、石青、沙蓝、纱绿、月白、酱色、油绿、真紫、黑色、红青、黄色、红色、绿色、秋色、蓝色等十几种。由此可看出潞绸的染色工艺相当精美，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堪与南方苏杭二州的丝绸媲美。

二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被蒙上神秘色彩的奇书《金瓶梅》,作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台湾刘本栋语）”，在第八回至第七十九回中，共有十七处对潞绸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描写,如第八回,写潘金莲好不容易将西门庆盼到后，一面安排与西门庆上寿的酒肴，一面从箱中取出与西门庆做下上寿的物事让他看，其中就有“一条纱绿潞绸,永祥云嵌八宝，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里面装着排草梅桂花兜肚”。第十四回，潘金莲过生日那天“上穿了香色潞绸雁御芦花样对衿袄儿……”。第二十五回,有惠莲和玉箫两人打立秋千，“被一阵风儿过来,把她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红潞绸裤儿，扎着藏头纱绿裤腿儿……”。第三十七回，西门庆为了贿赂当朝太师奸相蔡京,故常巴结其管家翟谦。当说好将韩道国女儿韩爱姐送与翟谦做二房时，“西门庆与他买了两匹红绿潞绸，两匹锦绸，和他做里衣儿。"第六十八回，有妓女吴银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藏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羊皮金滚边"。还有妓女郑爱月"解去下衣，仰卧枕畔，里面穿着红潞绸底衣"。

除《金瓶梅》外，在其它典籍中也可不断看到潞绸的记载和描写，如和《金瓶梅》同一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姻缘》，万历年间沈瓒的《近世丛残》,翟九恩的《万历武功录》，方逢时的《大隐楼集》，以及《张献忠陷庐州记》和明初杂剧《玉壶春》、《说唐》，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等也在多处提及潞绸。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潞绸花色品种之多以及人们的喜爱程度，潞绸或可做巾、或可做衫、或可做袄、或可做裙、或可做鞋等。穿着对象，既有明朝地方官吏、衙门、捕快，也有农民起义领袖、一般市民家属，乃至市井恶霸、青楼妓女。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家人，西门庆喜欢并占有的女人，那些有一定姿色、很受器重的妓女粉头们。由此可见，潞绸'不仅是皇亲国戚的上奪贡品,富贵人家的喜爱之物，而且是普通百姓的衣着用品，可谓“士庶皆得为衣”。

《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据鲁迅、郑振铎等人的考证，乃山东兰陵人。根据书中对潞绸的相当多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的熟知程度，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潞绸行销甚广。

按常理，一种商品能在一部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正当是这种商品的兴盛时期。据现有资料,均认为潞绸的“最盛期”在明万历年间，这与现在公认的《金瓶梅》成书年代是吻合的。可是,明沈德符在他的笔记《野获编》中说《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后人因此疑为王世贞所作，若果如其言，潞绸的最盛期则又可前推一个时期呢！

三

如此为社会所欢迎,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潞绸，却渐渐走向了衰败。据史料记载，明末潞州的织机减为三余张,清顺治元年时只有二、三百张,不久便“旧时机户大半逃亡，仅存十数家”（《条议潞绸详》了。这是什么缘故？主要原因是腐朽的封建政权和官僚制度的阳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嘉靖初，太行山青羊里义军揭竿而起，爆发了山西历史上最大的农民革命，义军直逼上党。这好比在皇家的细软上放了一把钢刀，垂暮的朱明王朝惊慌失措,调集四个省的兵力,损兵折将历时数年才镇压下去，潞州升为潞安府，并设县治平顺与青羊里。明政府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潞绸生产的管理，将上党机户分为六班七十二号,每号为一个生产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厂），由数百上千户组成，机户名注官籍,承应官差织造，实质上是一种官办手工业,但是官办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首先是科征繁重，“催绸有费，验绸有费，纳绸有费，所得此项,尽入狡役积书之股”（《请抚恤机户疏》），不少机户受此赔累，但因“名随机转,欲徒业而不能。”好在除官差外，自己尚可将所产潞绸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以此弥补官差之损失。

皇帝的随意征贡与各级官吏的贪污勒索，加剧了潞绸的衰败。明吕坤在《请停止砂锅潞绸疏》中，列举了皇帝的征贡情况：“卷査:万历三年坐派山西黄绸二千八百四十匹……十年坐派黄绸四千七百三十匹……十五年坐派黄绸二千四百三十匹……十八年坐派黄绸五千匹……”，一次比一次多。还有一次更为典型:“有诏潞安进绸二千四百匹，未几，复命增五千”（《明史•张养蒙传》）皇帝是这样欲壑难填。再看贪官污吏的勒索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廷之必需,遂群起而竞取之,采买接踵而至，机户应接不暇，加以差使勒索，烦费靡穷，至于竭民力而不止”（《条议潞绸详》），这真是一幅令人发指的以“绢”吃人的图画！在这样的盘剥下,“机户”的血一滴一滴被吸干了。“机户终岁勤苦，夜以继日，妇、子供作俱置勿论,若线若色，尽取囊中，日赔月累,其何能继!”（《请抚恤机户疏》）老百姓自己出料，大人小孩齐操作，全家起早搭黑,至上交时还得出“催绸费、验绸费、纳绸费”，而且织得越多，皇帝征用就越重，贪官勒索就越烈，自己赔得就越多，“本资民用反为殃”（于谦语）,谁还再干呢！

历史经济学家王宁义先生在《明代山西的潞绸生产》中认为，潞绸突然衰落的直接原因是万历十四年至万历十八年山西连续发生的特大。旱灾。当时，潞安等地颗粒不收，灾民流离满潞,到二十一年仍是'村落成墟，极目蒿草，伤心丘陇”，但朝廷的强征暴敛,仍是急如星火,逃者见返，则逼其完纳逋赋。万历三年、十年、十五年、十八年曾四次加派潞绸织造,其中十五年和十八年是泽潞灾荒饥僅最严重的时期,此时桑树也因天灾人祸被砍伐殆尽，未砍的也不死即枯，造成潞绸原料断绝，以至于山西巡抚吕坤不得不上奏朝廷请停织造,但腐朽昏庸的皇帝不但不体恤下情,反而加派不已,无奈机户只好从外地购进原料，这样必然加大生产成本,导致赔累加剧。明朝末年，烽火四起，潞绸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绸机由明初的九千余张减至一千八百余张。经过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机户零落殆尽。清顺治初年，清廷又重新收集了一些名列匠籍的机户进行织造,拼凑了十三个绸号和一个丝行、一个牙行,但也没有给机户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此时的绸机只有三百有余，清廷却要机户“以三百机抵九千之役，以十三号力而支七十二号之行。”自顺治四年始,每岁派造三千疋,织造之令一下，机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回来后络丝、练丝、染丝、抛梭，终日劳累，岁无虚日，如此“南北奔驰，经年累月，饥不得食，劳不得息，地不能种，口不能糊”，使得“机户赔累，荡产破家”，潞绸生产降到最低点。尽管如此，朝廷仍不断加派，差官差役又从中勒索，广大机户不堪其苦，怒而“焚烧绸机，辞行碎牌,痛哭奔逃,携其赔累帐簿，欲赴京陈告，艰于路费，中道而阻,”终使潞绸行业一蹶不振。光绪八年，经中丞张之洞专折奏,长治停额供之例。至清末，由于政治腐败，列强入侵，国土丧失，人民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业，加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潞绸在市场上渐渐失去竞争力，随之一蹶不振，绵延一百五十余年的大河断流了。

解放后，潞绸再次发展，终因不敌日益增多的五光十色的各种面料而风光不再现。

潞绸的兴衰是一面镜子，对现在丝织、纺织和其它各业的发展也是有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