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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日记》:少年坠楼死亡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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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1号

2024-04-30 11:48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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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晞

青少年轻生,一个严肃沉重、并不少见而仍缺乏表达的社会问题。电影《年少日记》鼓足勇气,尝试探讨这一令人痛心的现象以及背后更加隐匿的伤口。

电影的开头,郑老师教授的班级发现一封未署名的遗书,一众倔强的中学生无人认领。郑老师在追查企图轻生者之时,自己充满暴力和遗憾的童年记忆也渐渐浮出水面。

这部豆瓣8.6分的电影作品,是今年大陆上映过的华语片的最高分,入围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2项大奖。许多观众在电影院里泣不成声,又在走出影院的时候感受到了治愈和温暖。来自不同原生家庭的我们,总有一两个瞬间,被电影的镜头击中,余韵悠长。


坠楼之前——被忽视的死因

电影《年少日记》用前半部分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孩子为什么想轻生?

这是一个现实的、普遍的、严肃的问题。有太多的调查数据、实验结果证明,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期,少年轻生的悲剧事件频频发生。

电影中探讨的因素家庭暴力、升学压力是导演试图探讨的表层问题,深层则是揭示东亚家庭世代创伤和社会焦虑。

第一层是郑老师执教的班级。班里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校方领导要求在不引发恐慌的情况下调查遗书的主人。巨大的升学压力、息事宁人的校方、沉默压抑的班级氛围之下,好像谁都能是遗书的主人。

沉默寡言的Vincent,因为听力障碍,被同学取了音似「梵高」的「蛋糕」来嘲笑,生活在校园暴力的阴影之中;被老师找来了解情况的班长,是标准的「三好学生」,但是衣服的遮盖之下,是无处排解焦虑和尝试割腕伤疤。看似平静的班级之中,处处潜藏着隐忧。

遗书的关键词是: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也许,分手、学业压力都不是学生写下信件的原因,青春期逃不开的迷茫和孤独陪伴和困扰着几乎每一个人。而这也与多年前的那本日记遥相呼应。

第二层是郑老师所生长的家庭。电影的开场,年少的有杰站在顶楼上,纵身一跃,揪住了所有观众的心——但幸好只是站在了护栏之外的平台上。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他向远方喊出自己的心愿。

看到这里,观众可能以为有杰只是一个普通的,有点不开心的孩子。之后,电影从少年有杰的视角切入,写他眼中的家庭冰冷的家庭。郑家的孩子好像是《阳光普照》中阿豪阿和的对照组——哥哥是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留级的「笨学生」,弟弟是无需怎么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的优等生。而与《阳光普照》不同的是,许光汉饰演的资优生大儿子阿豪的死亡出人意料,而有杰走向生命的尽头却是有迹可循。

郑家是一个典型的东亚中产家庭:父亲是白手起家的知名律师,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一家之主,是严酷的、冷漠的,甚至是残暴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是没有收入的被供养者,是隐忍的、沉默的,甚至会向孩子发泄自己的委屈;弟弟是天之骄子,是父母眼里的骄傲,是聪明的、懵懂的;哥哥资质平平,是家中的「底层」,被嫌弃的、被忽视的。一个英语单词用错,就会得到奚落;为家人精心准备的早餐,却得不到回应;成绩无法提高,就会遭到一顿暴打……长此以往,有杰只会用一句「对不起」来面对自己的父母,在拥抱自己的弟弟之后选择了自杀。

然而,一个孩子因为心理原因跳楼自杀后,父亲却对外宣称他是病死的,并且慢慢将孩子所有的玩具、照片、日记等存在的痕迹打包封存。伴随着妈妈的离开,一个孩子真正的死因就这样被搁置了。一个孩子为什么选择去死,这件事背后的原因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讳莫如深,成为每个家庭成员心中的刺,成为没有处理就粘连起来的伤疤。

坠楼之后——被搁置的痛苦

电影的中间部分有一个巨大的反转——年少时的日记并不是郑老师写的,而是哥哥的遗物。日记的主人,真的从高楼一跃而下,告别了这个世界。

这个反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剧情的高潮,还有视角的融合,它意味着影片进入下一个阶段——轻生者的亲友,如何与这段经历和解。

导演在映后交流活动上坦言,剧本的创作,包含了很多自我书写的部分。例如,贯穿电影始终的德彪西的作品,也是现实生活中能够在低落时能抚慰他的音乐。

而双视角的叙事模式,让年少的有杰和成年后的有俊通过两本日记对话,是剧本修改阶段的创意。将剧本修改为双视角叙事的当天晚上,导演痛哭不止,因为有俊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在某个角度重合了起来——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在和他聊天之后的第二天跳楼轻生了。写完剧本的当下,他非常想联系曾经的共同好友,找寻朋友存在过的印记。

郑老师、父亲,以及后期「消失」的母亲,花费几十年逃避有杰死亡带来的痛苦,否认伤口的存在,而却在各自人生的低谷时期被重新揭开这道伤疤。

第二本日记本,记录的是多年后的故事:原本的「天才少年」郑老师,没有按照父亲的规划成为精英阶层,最后继承了哥哥的愿望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老师。当他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没有问题」时,却在得知自己要成为父亲时濒临崩溃,不得不承认自己「没准备好」,也将自己的婚姻推入深渊。病重的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有杰留下的钢琴录音磁带,直到磁带损坏再也无法修复,但也没有向身边的女友吐露自己大儿子的存在……

有杰的坠楼是一个瞬间,而这份痛苦在亲人身上延宕了几十年,即使是尽力想要掩盖这件事情的父亲,也在垂垂老矣之时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电影向观众传递这份「心灵的折磨」,并不是为有杰的家人「洗白」,而是在探讨如何面对这份创伤。就像这部电影的英文名「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一样,时间依然在流淌,日记的故事还在继续。面对痛苦,与之和平共处,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此外,也许即使没有哥哥的悲剧,有俊的童年也不会是鲜亮的:他虽然成绩优异,但他并不热爱学习,也不喜欢钢琴,只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期待而被迫努力和听话,成为畸形家庭中的一抹点缀,默默地承担着来自成人世界的压力。他是坠楼的哥哥的另一个版本,不同的是,哥哥用极端的方式走向了终点,而他在迷茫无措中浑浑噩噩地走了下去。长大后的无数个瞬间,童年的回忆被重新唤起,意味着他并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仍是「需要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份痛苦,也同样需要面对和释怀。

和解OR NOT

聚焦家庭创伤的影片总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电影需要一个怎样的结尾?

换句话说,大团圆的和解应该出现吗?电影中的爸爸可以被原谅吗?有俊和爸爸,能否消除隔阂,达成和解?

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创作问题,也是一个商业逻辑问题。观众的接受程度和审美偏好,是不能被忽视的商业考量,因此大团圆,是一张「安全牌」。

因此,即使对于原生家庭的表达和探讨,穿插在各类现实题材的创作之中,东亚语境下的家庭创伤和父母与子女至亲至疏的代际关系,都成为了重要的创作母题,但不得不承认,多数作品的结尾依然是「大团圆」的模式,总有一两个角色「打掉牙齿活血吞」,无论前期多么「一地鸡毛」,总能回归到家庭温暖与亲情血缘的叙事主线上。

然而,去年上映的作品《涉过愤怒的海》选择了一种疯狂的创作方式来回应这个问题。极端的人物和极端的情绪以最猛烈的方式碰撞在一起,剧作在失控的边缘游走,劲爆的镜头语言、「弑父」的梦境画面,撕碎了两个家庭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也把「和解」抛到九霄云外。

而《年少日记》结尾的处理更加引人而克制。郑老师和父亲在阳台上的对话,只被呈现了开头,而深入的对谈被剪辑隐去,只留下二人瘦削的背影,因为导演认为,「情绪够了」。

同时,导演本人也不认为电影的结尾,郑老师和父亲达成了和解。他认为,也许父亲的病情有所起色,二人之间的矛盾还会加剧,多年来形成的隔阂并没有随着一次对话烟消云散,阳台上的聊天仅仅是一个沟通的开始。

就像影片宣传语所说的,「我未必能帮到你,但我会陪着你。」电影的开头,郑老师麻木、疲倦,班级里同学的痛苦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电影的结尾,遗书、日记成为了郑老师改变的契机,他依然不知道应该为学生做些什么,但哪怕是采取带学生去呐喊等「不合时宜」的方式,他逐渐愿意成为学生的倾听者、陪伴者。

同时,他也向和自己拥有同样伤口的打开了交流的窗口,共同面对那份尘封的记忆,此时此刻,二人只是互相依偎的病友。

「大团圆」结局固然是自古就有的审美倾向,对创作者和观众来说都有极强的牵制力。不过,观众期待的或许只是一个疏导的出口,把「和解」简单理解为原谅、共情,就很容易落入创作的窠臼。观众想看的不是依靠剧情强制推动的温情画面,也不是想知道到底是孩子和父母谁先低头,而可能一个转变的开始、改变的契机就足以震颤人心,克制的情绪往往也有万钧之力。


1号结语

《年少日记》提名12项金像奖实至名归。它既是导演私人的话语表达,又是千千万万东亚家庭的缩影,也是社会情绪病的蔓延。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观众可以在画面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关于孩童轻生,《年少日记》并没有给观众一个答案,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有俊的故事,而不是有杰的。电影只是告诉我们,童年的伤口存在,且永远无法愈合,但我们应该迈出接受它的第一步。


#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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