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国家医保局对广药白云山旗下3家药厂虚增原料药价格、虚抬药价套取资金的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2017年至2021年5月，白云山总厂、天心、敬修堂3家药厂为规避“两票制”政策和监管，与下游50多家药品代理商相互串通，对注射用头孢硫脒等87种药品采取用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的方式套现，并向下游药品代理商转移资金。涉及金额巨大，部分资金用于行贿医务人员或特定关系人，开展药品违规促销。当晚，广药白云山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全面整改营销模式，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和行业生态担起企业责任。
规范经营是企业最基本的底线，作为上市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更应该恪守这一底线。那广药白云山为何要洗钱套现、搞回扣促销呢？而且如此操作的品种不是一两个，而是高达87个之多！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一消息很容易将这种成建制、成体系的作恶行为归咎于广药白云山自身管理的混乱。然而，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广药白云山此举完全是政策逼迫下的无奈选择，而且全行业都是这样干的，谁不这样干，唯一的结果就是关门倒闭。
为什么说广药白云山此举是政策逼迫下的无奈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
1.“招标定价”和“零差率”这两项政策叠加在一起，倒逼广药白云山只能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并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洗钱套现体系，否则就要被淘汰。
2.“两票制”倒逼广药白云山不得不承担洗钱套现的职责，否则“高定价、大回扣”的体系就无法运转。
具体阐述如下：
1.招标定价倒逼药企只能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
“谁采购、谁定价”是通行的市场规则。但是，在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政府部门却以“集中采购”、“带量采购”、“阳光采购”、“挂网采购”等名义剥夺医疗机构自主确定药品采购价的权力，直接确定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并严禁医疗机构“二次议价”。但是，只要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由政府确定，就必然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导致回扣的盛行。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竞争，价格竞争是最主要的竞争方式。在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由政府部门事先确定的情况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向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就无法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但市场竞争不可避免，为了把药品销售出去或者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药企就只能在地下开展回扣的竞争。而要想在地下竞争中胜出，必须先在招标定价环节想尽一切办法抬高中标价，为后续的销售竞争预留足够的回扣空间。
2.零差率倒逼药企只能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
以“破除逐利机制”为名而推行的零差率，和顺价加价15%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差价率管制，只不过一个差价率为0（禁止逐利），一个差价率为15%（限制逐利）。
但逐利是人的本性，限制和禁止公开获利必然导致隐性逐利，进而必然导致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公开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以及医生逐利方式的扭曲。其逻辑如下图所示：
（1）顺价加价15%的差价率管制政策下，A、B两厂的竞争结果以及医生获利方式：
（2）零差率的差价率管制政策下，A、B两厂的竞争关系竞争结果以及医生获利方式：
由此可见，无论差价率是15%还是0的政策，都是差价率管制，药企之间的竞争结果都是“价格虚高有回扣的药品淘汰价格合理无回扣的药品”。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地下交易竞争。
综上所述，政府招标定价、差价率管制（包括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这两项政策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不但单独起作用，而且彼此叠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破坏公平竞争、催生回扣”的政策体系，倒逼药企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广药白云山如果不这样做，那就必然被别的企业所淘汰。
以国家医保局通报的品种头孢硫脒为例，1.0g/支的头孢硫脒，真实成本不到0.3元，由于生产头孢硫脒的厂家有16家，而且还有其他头孢类的抗菌素，因此广药白云山生产的头孢硫脒面临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该品种在被国家局查处后的挂网价格为5.066元/盒，折算成一支的价格是0.5066元。
在被查处之前，广药白云山的头孢硫脒（1.0g/支）在不同省份的中标价差异比较大：
2022年，安徽中标价43.79元；
2011年，贵州、山西、甘肃中标价分别为48.52元、31.5元、25.67元。
尽管这些不同时间、不同省份的中标价相对于正常的市场价虚高了50-97倍，但和别的厂家的头孢硫脒相比，广药白云山的中标价并不是最虚高的。山东润泽2022年在贵州的中标价高达95元，海南通用2022年在江西的中标价高达53.50元。而头孢硫脒这个品种是广药白云山自主研发的，山东润泽和海南通用则是仿制，后两者的中标价格竟然比原研制企业白云山的中标价格高，由此可见药企公关能量之大，亦可见定价官员胆量之大！
综上，我们发现：在政府招标定价和差价率管制这两项政策的叠加交织作用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被破坏，任何一家药企要想在竞争中胜出，都必须搞定定价官员、谋求高价中标，为后续的回扣促销预留空间，否则就要被淘汰。这既是广药白云山、山东润泽、海南通用生产的头孢硫脒，中标价格一个比一个虚高严重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头孢硫脒早在2011年就虚高严重，2022年依旧虚高严重的根源所在。
3.“两票制”政策迫使药厂抛弃“低开模式”、选择“高开模式”，将洗钱套现行为从流通环节上移至生产环节。
前面已经说明，在政府招标定价和差价率管制这两项政策的叠加交织作用下，要想不在竞争中淘汰，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而“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竞争，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洗出用于回扣的大量现金，简称“洗钱套现”。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低开模式：即药厂按照正常的价格（即只包含成本和正常的利润，不包含给医生的回扣）将药品销售出去，中间经过两至三个经销商，最后一个经销商按照中标价将药品销售给医疗机构。这一过程中，需要开三到四次发票，药品的价格从最初的出厂价到最后进入医院的中标价翻了4-5倍，但绝大部分差价空间都是给医生的回扣，之所以要通过几个流通环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必须有一家经销商实际上是过票洗钱的公司——洗出给医生回扣的现金。这种厂家开票价格远低于中标价、在流通环节洗钱的模式，就是低开模式，也是“多票制”。
二是高开模式：就是药厂直接将出厂价开到中标价附近（把给医生的回扣直接包含在出厂价中）将药品销售给配送商，配送商直接将药品销售给医疗机构。出厂价中包含的巨额回扣，由药厂在生产环节洗出，主要方式有：虚列原料辅料成本、虚列会务费用、虚列研发或学术费用以及通过所谓的CSO签订咨询、广告等服务协议。这种模式由于出厂价虚高严重，是真实市场价的数倍，因而称为“高开模式”，又因为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只经过一个流通环节，仅仅开两次发票，因此又称为“两票制”。
简而言之，低开模式（多票制）下，承担洗钱套现职责的是药品流通企业；高开模式（两票制）下，承担洗钱套现职责的是药品生产企业。2017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两票制政策。该政策的实施逼迫所有的药厂都不得不放弃“低开模式”，唯有选择“高开模式”。广药白云山旗下的企业2017年开始通过原料药虚增成本，洗出用于回扣的现金，正是在“两票制”强制实施下的无奈选择。
也许有人要问：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两票制”的目的是解决流通环节过多导致的药价虚高和回扣泛滥的问题。如果制药企业都像广药白云山旗下的企业一样选择高开模式，把洗钱套现的环节从流通环节上移到生产环节，药价虚高和回扣泛滥依旧如故，那“两票制”岂不是没有意义了吗？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回答。
首先，“药价虚高源于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加价”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杜撰出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价格是政府招标确定的，无论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的过程中有多少个流通环节，开多少次发票，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始终都是招标确定的中标价，不会因为多一个流通环节而提高，也不会因为少一个流通环节而降低。
第二，杜撰“药价虚高源于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加价”这一说法的目的，一是转移视线、推卸责任，二是为“两票制”的实施制造借口，进而保护“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的利益体系。因为在“两票制”的逼迫下，药厂不得不选择高开模式，即，迫使所有的药厂把药品的出厂价抬高数倍，将给医生的回扣暗含在药品出厂价中，洗出现金、回扣促销、提成结算等一系列工作必须由药厂直接管理和操作。如此一来，不但从发票环节上避免了药品价格的真实信息被曝光，而且还固化了“高定价、大回扣”的利益链条，使得“高定价、大回扣”的隐性交易体系更加稳固，掩盖了政府招标定价和差价率管制这两项政策导致药价虚高、回扣泛滥的事实，对“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过度用药”起到了保护作用。
当我们了解了政府招标定价、零差率和两票制这三项政策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广药白云山旗下的药厂成建制、成体系的作恶行为完全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广药白云山如果不这样做，就必然被竞争对手所淘汰！
这种成建制、成体系的作恶行为对于企业而言是无奈，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则是人为的大灾难！
在政府招标定价、零差率和两票制这三项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药企竞争的规则和结果是“价格虚高有回扣的药品淘汰中标价格合理无回扣的药品”。为了提高药品回扣竞争的空间，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必须挖空心思、竭尽所能公关招标的政府部门，谋求高价中标，为后续的回扣竞争预留足够的空间。药品的中标价格越虚高，回扣的空间越大；回扣的空间越大，医生的处方量越大；医生的处方量越大，药企获利越多；药企获利越多，公关招标定价官员的酬金越大；官员所获酬金越大，药品中标价虚高就越严重……药企、官员、医生、院长、医药代表形成了一个顽固的蚕食医保基金和患者经济利益的地下利益链。以中标价为基准，各方利益分配比例大致如下：
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年采购额目前近1.2万亿元，68%的地下非法利益高达8160亿元/年。
不止如此，在药占比考核影响下，医院、医生为了既能够通过大处方、滥开药地下谋利，又不突破药占比控制，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大分母”，即大幅提高检查、耗材、诊疗等费用。这就需要增加1万亿的耗材、检查、诊疗等费用支出，又浪费掉约6000亿地下费用。
上述两方面所浪费的地下交易费用约合1.4万亿/年，这个数据超过了国家的军费支出，超过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损失，是扶贫资金的10倍。更重要的是，过度用药、过度检查不但浪费钱，而且严重侵犯患者的健康权益，甚至危害患者的生命安全。患者痛感就医性价比不值但投诉无门，在无可奈何之下，不少患者或者家属挥刀向医，使得我国医患冲突频频爆发，尤其是恶性伤医、杀医事件层出不穷，举世罕见。
因此，说政府招标定价、零差率和两票制这三项管制政策导致的资金浪费危及国家安全，已经导致了人类罕见的大灾难，一点也不夸张！
如何阻止这场人类大灾难的延续呢？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效仿日本和台湾，实施政府只管药品的零售限价（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则只管医保支付限价）政策，取消三项不当管制，允许医疗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可以正常的通过降低采购价获利。如此一来，“高定价、大回扣”的营销体系会因为既不合法又不符合医院的利益而失去竞争力，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自然会开展正常的价格竞争，以底价供货的方式争夺市场份额。底价供货，自然就没有给医生的回扣，也就不存在回扣刺激的药物滥用，不但可大幅降低患者和医保的经济负担，缓和医患关系，而且政府还可根据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采购价对零售限价进行动态调整，政府管的更少，但效果更好。不过，这一改革因为铲除了“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的根基，让有关部门失去了定价的权力以及权力寻租的机会，他们真的会刀刃向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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