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增  题

孙培增

号抱璞，生于山东诸城，现为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教授，国家民族画院创研部主任，，国韵文华书画院研究员，艺委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研班导师。

境由心生

孙培增

意境是中国画的灵魂，是中国画的创作中特殊的心与物关系的结合。黑格尔说：“自然美还由于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种特性。”西方一位艺术史学家谈到他对中国画的观感时说：“中国的绢画与自然景物毫不相干，这是面对世界的心境，而物不过是一种符号。”这位敏锐的西方学者十分准确的道出了中国绘画精神与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精神的迥异。中国画意境的形成就是画家集山川物象之精粹、融个人情感与思想，经过提炼、加工，最终达到物中有我，借物抒情的艺术境界。

自然物象原本就是具有审美内涵的客体。在中国文化的理念中，自然是一个与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人类长期的劳动过程中，从对自然的畏惧、崇拜、到对自然物象的审美，这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类自身的赞美与肯定，是人类由荒蛮进入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春秋战国时期，对自然山川的审美就已经和人的行为联系一起了。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水的清澈，象征人的明智，水的流动多变象征智者的才思流发。山的安稳厚重与仁者的敦厚相一致。由于赋予了自然物象许多人的内在品质，中国画一开始就承载着厚重的人文色彩，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石涛云：“夫画者，从于心也”。一语点破中国画的天机，绘画的终极目的，既非画者对自然万物的描摹，亦非画者笔墨技法的表现，而是画者精神境界的外观。画者一切的手段与努力，无非是为了借自然之象、绘自家之境。千百年来、凡能动人心魄的画作，莫不是那些表现强烈个人意识和独到心灵体验的作品。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精神指向和审美标准。绘画做为时代的产物，无不受时代的影响与制约，故不同时代的画作意境亦各不相同，如唐代的灿烂大气，宋的精微典雅，元的苍莽野逸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不同的画家由于天质、阅历、师承的不同，所营造的画面意境又各不相同，多彩多姿的个人风格。成就了中国画迷人的意境之美。雄浑大象之境是中国画一个重要的审美要求。

无迹可寻的唐人吴道子、李思训当属此境。而宋之范寛以其堂堂的《溪山行旅图》是这一意境的最高代表。虚静之境是中国画至高境界，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荀子言：“虚一而静”这些对中国画意境的营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平淡萧远的追求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欧阳修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又说：“古画画意不画形”从而把中国画对意境的追求推向了主体性的高度。

苏东坡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绚烂之极也。”可见平淡虚静是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的致高境界。在中国画史上，这一意境的画家最多，传承有致、代不乏人，唐代的水墨山水，已开淡远之先河，五代、北宋的董源、巨然等对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董源平淡天真，唐无此品，格高无与比也。元人倪瓒、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而无市井尘俗之气，黄公望多画浅降山水，用笔简率、似出无心，笔意尤为简远。

明清之际这种平淡天真的理论和实践在董其昌的倡导下，成为众多文人画家的意境追求。但在追求平淡天真的主流之外也出现了以徐渭、石涛为代表的反对因袭摹拟，主张自由创造的美学思想。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用笔披离纷杂，笔力如剑戟铿锵，铁骑突出，淋漓酣畅的笔墨所承载的是画家激荡的情感和冷寂悲凉的心境。石涛笔下的山水气象万千，婉媚与泼辣并存，飞舞与凝重共置，万点恶墨、几线柔痕。他所创造的画境既有山川巨石奇伟，又有林峦秋浦的苍凉，既有孤帆独行的空寂，又有羞花娇竹的妩媚，所营造的意境，是中国画的又一高峰。

禅宗曰：“幡未动、风亦未动，乃心动也。”这正是中国画创作中境由心生、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玄妙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