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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足迹丨于都:伟大长征从此起程
来源 | 学习时报 2021-04-12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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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此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20日下午,习近平转乘火车来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纪念碑前,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三鞠躬。他缓步绕行纪念碑,仔细察看基座上的浮雕,深情缅怀当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纪念馆内,习近平听取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情况介绍,在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察看,同大家不时交流,回忆当年的历史。他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天,在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依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在纪念馆一楼,习近平会见了于都县的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习近平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照顾好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红军、老同志以及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习近平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纪念馆外的广场上,热情的群众闻讯赶来,高呼“总书记好!”“总书记辛苦了!”习近平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往开来再出发!

——《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

1933年秋,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在经过半年的准备之后,纠集100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其中以50万兵力从9月下旬起进攻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决定,广大红军浴血苦战一年,终未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万余人渡过于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远距离的战略转移。

(一)

1934年5月,国民党军已经占领龙冈、广昌、建宁、泰宁、归化、筠门岭等地,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形势十分严峻。广昌失守后,中革军委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失败原因。会上,张闻天严厉批评李德的指挥,认为与国民党军硬拼,进行阵地争夺战和消耗战,造成巨大牺牲。同时,对博古事事听从李德,张闻天也不以为然。他讲,“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在军委层面上形成了对李德的批评和质疑。

5月下旬,随着国民党各路“进剿”大军的步步紧逼,中央苏区形势愈发危急。在博古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会议,讨论反“围剿”的形势和之后的作战方针。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两个方案:一、在国民党军队持续逼近的情况下,把红军主力转移到新的地区,吸引敌人尾随,开辟新战场;二、坚决在中央苏区抵抗到底,进行游击作战,利用群众基础和熟悉地形的优势打击敌人。共产国际远东局接到报告后,认为两个方案应该结合起来,即在必要的时候红军主力可以转移,待时机成熟再恢复中央苏区。

1934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了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央苏区境况后,给中共中央回电称:如果形势严峻,可以“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还建议中共中央应为转移做以下几方面准备:其一,成立运粮队,为红军转移建立粮食储备;其二,派遣红七军团北上,吸引敌军注意,为转移赢得时间。这实际上同意了把红军主力转移至新地区的设想。

1934年7月,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逐步从打破“围剿”向“突围转移”变化。7月6日,红七军团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北上,经过长汀、永安,随后进入福建,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尤溪口和樟湖板两次战斗的胜利。8月下旬,红七军团抵达闽东,建立游击区。8月7日,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近7000人向西转移,准备与湘西的贺龙会合。这两路队伍,北上的主要起牵制作用,西进的主要是投石问路,为中央后续行动作铺垫。因为主力红军最初的转移计划,就是向红六军团靠拢,只是后来几经变迁,才辗转到陕北。

除去战略部署外,物资、人员准备也都在有序进行。首先是粮食,长征前,中共中央突击收集了一大批粮食,为出发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是弹药与人员的补充。转移决策作出后,红军开始有意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对攻,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长征前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并且特制了大量的棉被衣物。在军需装备方面,耿飚回忆,出发前,“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李一氓则看到,很多人搞来较新的雨衣、水壶、油纸雨伞、大电筒等,为转移做着积极准备。

红军在转移前还大量补充了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征前的两个月,扩红1.8万人。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要知道,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苏区不仅范围缩小,而且人口也锐减,在这样的环境下,仍能进行大规模的人力动员,实际上很不容易。

转移前,很多带不走的武器和绝密文件都被有计划地处理掉了。据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到了9月中旬,发现司令部各单位,每天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有人大批焚烧文件,一夜、两夜,一连几夜地烧个没完。焚毁机密文件,不使之落入国民党之手,主要是为了保障后继行动的安全。

(二)

长征出发前,苏区领导机关被编为两个纵队,即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兼政委,中央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兼政委。1934年10月10日,这两个纵队出发,13日,抵达于都河附近。毛泽东此前在于都县作调研,返回瑞金后,被编入中央纵队。

红一军团原本在高兴圩阻击国民党军,10月6日接到命令后,向于都进发。红三军团原来在石城作战,接到军委命令后,于10月12日出发,两天后抵达于都。红八、红九军团也于10月12日前集结完毕。最晚撤离战场的是红五军团,红五军团在接替红三军团防务后,一直阻击敌人到17日,才把防务交给地方部队,而后抵达于都县北部。

10月17日,参加转移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集结完毕,共有8.6万余人,步枪3万支、迫击炮38门、弹药140万发,以及从苏区工厂拆卸下来的大量机器、印刷机等物资。光为运输这些东西,组织的挑夫担子就有3000多副。

10月17日下午,红一、红三军团作为先锋队渡过于都河,揭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红一、红三军团后面是中革军委的两个纵队,在他们左右有红八、红九军团作掩护,后方担任护卫的是红五军团。对于出发情景,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则回忆说:“战争年代,出发和上前线,上前线和打仗,几乎是同义语。以往,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赶到于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在依依不舍中,红军主力与根据地民众挥手作别,开启一段伟大征程。

1934年10月20日,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抵达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东起信丰,北至赣州、大余,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50公里。粤军在这里驻扎有3个师,整个封锁线上碉堡密布,还配合有铁丝网等工事。

21日上午,红三军团向信丰之敌攻击,经过半天的战斗,击溃守敌。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也向新田之敌进攻,全歼300守军。23日,红一、红三军团联合向安息进攻,因敌人增援很快赶到,红军主力绕道架设浮桥,渡过桃江。随后跟进的军委纵队和殿后部队于24日渡过桃江。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桃江后,意味着粤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打破。10月26日,红三军团向大余县进发,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乌迳一带,粤军第一军参谋长余汉谋得知后急忙调集部队,企图左右包抄大余县,截断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红八、红九军团一方面阻击敌人进攻,另一方面迅速掩护军委纵队渡过章江。30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赣南,向湘西挺进。中央红军正式踏上万里长征路。

(三)

主力红军有条不紊地准备长征之时,也有一部分队伍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留下来的部队有:中央苏区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的六团;闽西军区的三个团;加上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约3万人。这些部队主要集结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这里已经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中央给中央分局规定的任务是: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苏区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人的带领下,坚持英勇无畏的斗争。然而,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他们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清剿”。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还组织了“还乡团”“暗杀团”,无数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为保存革命力量,陈毅等人带着部队左右突围,顽强应对。据陈毅回忆,最初对于突围路线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且距香港较近,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这里过去是红色根据地,估计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但我们的群众基础也强,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

粤赣边区三年游击战,基本是以油山为中心。红军战士为保留革命火种,经历严峻考验。据陈毅讲,住的方面,刚开始还能搭茅棚子,很简单,弄点树枝茅草,就搭起来。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把竹子破成两半、在棚顶上排起来,像琉璃瓦。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不能住了,就用雨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便睡起来。天晴,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卧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吃的方面,“断粮是常有的事”。走路也要极端小心,例如,不能走大路,只能拣无人走过的地方走;走路时不能讲话,不能咳嗽,更不能留下脚印。为了消灭形迹,走过之后还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下雨天走路,走走又退回来,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

历尽千辛万险,红军最终扛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顽强地生存下来。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游击队外),集中整编为新四军。

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革命仍然生生不息,火种仍然得以保留?

陈毅后来回顾这一段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讲,第一条是坚持了民主。民主,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重要准则。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充分地发扬民主。游击队严格地保持着红军的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着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定期公布账目,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

还有重要的一条,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陈毅说:那时钱很少,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吃草根,打赤脚,上上下下谁也不特殊。这样,保持党的作风,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不让党的政治面目受到损害,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正是因为保持和坚持了红军的优良传统,革命火种才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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