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因救人牺牲妹妹又患白血病：父母的悲凄，为何会被最先看到？

湖北武汉一儿童医院里，一对夫妻正陪着5岁大的女儿（妹妹）治疗白血病。据悉，这对夫妻在2014年已经失去一个女儿（姐姐），当时13岁的女儿因救落水儿童牺牲。虽然小女儿（妹妹）的出生，夫妻俩内心的阴霾有所散去，可没有想到是：小女儿（妹妹）竟然患上白血病。

有必要说明的是，媒体在呈现这则报道时，更多是基于“夫妻俩倾其所有借钱治疗，虽然费用高昂也从未放弃”而展开的，并且最终的落脚点是：通过母亲呼唤“帮帮我，救救我的孩子”触发更多人伸出援手。

平心而论，当事夫妻俩的遭遇就算平分到随机的两个家庭中，或许都会让平分到的家庭走向悲凄。之所以这样强调，并不是要给悲凄进行称重，而是我们在看待悲凄的图景时，不仅要看到冲击的后果，更要看到冲击的过程。

如果说大女儿（姐姐）的不幸是措不及防的冲击，那么小女儿（妹妹）的不幸相较还有余地。但是我们很清楚，正因为有大女儿（姐姐）的不幸作为既定的悲凄前置，导致小女儿（妹妹）的不幸就会击溃这个家庭。

因为我们很清楚，就家庭角色层面讲，小女儿（妹妹）的出生不只是关乎新生命的降临，更在于抚慰和延续。只可惜，不仅抚慰是短暂的，就连延续也充满不确定性。不得不承认，在死亡面前，追寻生的意义也会变得很卑微。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任何寻常家庭要是遭受一个女儿牺牲，一个女儿不好医治，那么本身意味着孩子的父母将会永远活在悲凄里。只是无论是在公共叙事层面，还是在个体叙事范畴，即便所有人都清楚“死去的孩子”、“绝症的孩子”最悲凄，但是父母的悲凄却会被最先看到，并不断讲述。

正如福克纳所言：“过去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就此去体味湖北武汉这对夫妻的命运，大概更为容易一些。如果说大女儿（姐姐）的牺牲让他（她）们初尝失女之痛，那么小女儿（妹妹）患白血病可能会彻底改变他（她）们的生命观。

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在看待幸与不幸时，多半是阐释性的幻象，而非是真正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小女儿（妹妹）出生后，湖北武汉这对夫妻应该有过充满新生的预期，但是他（她）们不知道的是，小女儿（妹妹）的命运也充满晦暗。

如此折腾来去，就算理论上还可以再生孩子，但是也不见得这对夫妻真的会去考虑以“生个健康的孩子”寻求自愈。说到底，感情层面的折损和补偿，并不能简单的以加减的逻辑去看待，它本身既独特又排他（她）。

另外，周濂在《常人用日常的方式准备死亡》一文中强调：“对于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的常人来说，死亡既不构成一次解放，也没有撕开一道深渊，它被一块黑布伪装，被各种杂物遮蔽，死亡在场又不在场。”换言之：这是一种“日常的向死存在”。其中包含了某种独特甚至可以说是高明的生活智慧。

因为亲属对于病者的“倾其所有”和“从未放弃”，并不在于病者一定能康复或痊愈，而在于把最朴素的情感以最非理智的姿态呈现给病者。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也再次印证了所谓真情和浪漫本身就是疯狂的举动，它既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

人固有一死，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是除非死亡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否则没有人会觉得它跟自己有关。就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写道，当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消息传来，同事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死空出了职位，这样同事们就可以在车马费外每年多挣八百卢布了。并且更多的人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当然类似的图景不仅存在于竞争关系中，很多时候在世俗的亲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最为直接的如“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叙事，虽然人们深知病者很痛苦，但是当病者走向医治无望的境地时，就连最亲近的人可能也会自言自语“死了，也好”。

不过回到“姐姐因救人牺牲妹妹又患白血病”的叙事上，主要还是基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参照。在这个事情上，无论怎样强调悲凄的不可逆转，依然无法消解根本性的悲凄氛围。毫不夸张地讲，旁外人总是理性，当事人永远悲凄。

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当事人的悲凄依然跟世俗中固有的审视习惯有关。因为对于“失子（女）悲凄”来讲，晚年失子（女）和早年失子（女）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晚年失子（女）有不可回避的现实考量（养老和孤独），那么早年失子（女）更多是对当事人生命景观的摧毁，起码站在世俗考量上，没有人能轻易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