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84岁了【严建设老照片235集】

2014年旧文。

我的母亲是上海人，16岁嫁给我的父亲。建国初期从上海到徐州再来到西安。母亲与千千万万的商场职工一样，每月靠退休金过日子，脚下无立锥之地。如今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耄耋之年仍然没房住，不得不借居在儿女家中。尽管老人曾服务过的开元商场某位老总自己在20年前分配房子上也许以权谋私竟捞了10套之多。

多年前的母亲年轻时也许是一位大美女。民国35年也就是公元1946年嫁给大于她10岁的我的父亲，当年母亲年仅16岁。我父亲曾是西安市骡马市口天宝银楼的掌柜，解放后家道中落，从小康走向困顿，饱尝人生的甜酸苦辣。当年母亲立即脱掉旗袍放下做太太的架子，挽起衣袖出门帮人打毛衣、洗衣服赚钱养家。

据母亲回忆，50年代最好的活是洗被子，连拆带洗，带洗净后缝缀，每床被子可赚3毛钱。洗1 套西服连洗带熨2毛钱。而当年的绿豆芽每斤为6分钱，买半斤炒炒，多搁盐就够下锅吃汤面条了。当年的熨斗是纯铁带把的，搁煤炭炉子里靠经验烧热用口喷水使用。

母亲上世纪50年代在一个叫做解放商场、后来成为如今开元商城的单位上班。早出暮归，每月的工资为32.5元。这个32.5元曾被同单位的年轻职工戏称为米阮嗦。32.5元在上世纪50年代或可购买木柴161公斤、60年代或可购买黑市小麦100斤、70年代或可购买涤卡制服1.5件、在上世纪80年代或可购买1张西安-杭州的硬座火车票。而32.5元的月薪一拿就是将近30年。

在过去这漫长的30年里，不管报纸上咋吹嘘粮棉大丰收、工业大跃进、全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等等等等，记忆中的母亲总是靠借债度日。借债的对象有单位储金会、工会、亲朋好友、单位同事等等。

有些债主不好打发。来家讨债就吹胡子瞪眼拍桌子诟骂。母亲总是低声下气说好话。或到邻居家借钱应付。有时债主不耐烦，随便抓起桌上的碗碟玻璃瓶摔碎，有次瓷片划伤了母亲的脚后跟，鲜血淋漓，疼的直吸气，涂了红汞，后来只得到保健站去缝针。

每月月初发工资的日子也就是还债的日子。拆东墙补西墙没法子。家里有婆婆、有6个嗷嗷待哺的子女。上世纪60年代是个异常艰难竭蹶的岁月。在那个岁月里，我们家几乎什么都吃，粗粝难以下咽的麸子和豆腐渣、辛辣苦味的莲花白菜根等等。为顾及面子，母亲在单位灶房要莲花白菜根时，总说是拿回家喂兔子的。而包谷面杂粮、南瓜、红苕、蔓菁、胡萝卜、野菜、树叶、槐花等等都是我们稀罕的食物。我们总是饥肠辘辘。每到饭口，母亲照例忙前忙后不肯吃饭，要等到我们吃饱了才肯吃。若饭食不够了也就只得饿着。与千千万万的老人一样，我们那代人很多都罹患胃病，时常泛酸，每年剧痛数次。

记忆中我童年时代每每端着用白铁皮和石膏补缀过的大茶缸步行去解放商场给母亲送饭，无非是包谷面搅团、搅合了大量芹菜叶子的麦饭、硬硬的杂粮饸饹。临回家时洗净茶缸，把单位用色素调制的糖精水端一缸子回家与弟弟分饮。

当年我们能吃到的蔬菜，用购货簿买的冬存菜除外，平素大都是5分钱1大筐子、在街头菜铺子买回极便宜处理的菜叶子。菜铺子收购到菜农的大白菜后，给菜农开一张收条，然后把大白菜外面萎黄的发青的菜叶子剥去，这剥去的菜叶子就是我家的碗中餐。有时是一大筐子发黄流水腐烂的黄瓜或西红柿。一筐子菜叶大致有50多斤。少半较好的菜叶拣出来人吃，大半不好的菜叶剁碎拌一点包谷面喂鸡。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晚上，巷子里的小伙伴悄悄告诉我，你妈在隔壁2号院居委会主任吴秀英家里哭。我慌忙赶到居委会主任家门外，扒着门缝偷看仔细聆听，原来母亲在申请5斤平价粮食粮票，在哀求居委会主任。母亲在屋里哭，我在门外哭。我羞愧难当后来就离开小伙伴跑了。当年的居委会主任难当，大家都困难，手头的一点平价粮指标很难一碗水端平。当年的平价白面为0.164元/斤，而黑市小麦很贵，大致在0.31元上下浮动。

我童年时代体质不好，经常生病。有时发高烧。母亲总是抱着我往书院门的妇女保健院飞跑，拼命敲门呐喊，去诊疗打针。有时会跑掉了鞋子，被跟在后面的姐姐捡到。

印象中每到晚上，母亲总是没完没了的纳鞋底、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上补缀和轧衣裳，在昏暗苍白的8瓦日光灯下经常熬夜通宵达旦。有时是做明日的午饭。一家老小9口人一年四季的衣裤鞋袜都出自母亲之手。

而纵使再紧张再艰难，上世纪50年代母亲还曾当选市级劳模、百支花、以女代男的模范，在北大街人民剧院领到奖状后，或经常到各商业单位去传经送宝讲演、每逢岁末年初单位迎新的联欢会上还得彩排和表演节目。我们兄弟姊妹手牵手躲在幕后观看。

自从奶奶去世、小妹送人后，我们的7口之家一年四季的衣裤鞋袜也都必须出自母亲之手。补袜子是最常见的活，我们弟兄小时比较匪，爬高上低翻墙爬树，衣裳鞋袜也容易破损。家里东倒西歪五斗柜下层的抽斗里，搁着几十只大小不一的袜楦子。按习俗，我们兄弟姐妹一般都是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补老四轮换穿衣的。一直到我18岁上山下乡那年，还经常都是破破烂烂衣不蔽体，被片警看到后怒骂是污蔑社会主义的。

多年来的贫困日子，使母亲养成一种习惯，只要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只要很便宜，只要手头有点钱，则统统买回家积攒。母亲还喜欢积攒旧东西，并把别人扔掉的东西捡回家。我们子女趁她不留神就扔。她看到即惊呼，鬼子进村了！上世纪90年代拆迁，还翻出1条我在70年代穿过的旧裤子，上面密密麻麻有30多个补丁。

母亲曾爱养花种草种树，一度终日不停料理她种植的花花草草。所用的瓷盆都是拣来破损的用胶水补过的。其余就是邻居废弃的搪瓷盆。

母亲喜欢读书。难以和我们子女共享一个信息平台。所以经常有嘴甜的女孩来上门推销价格比市场高10倍的保健产品，被骗去很多菲薄的养老金。母亲还爱看新闻联播，受主旋律新闻感染，动辄痛斥美国总统、怒骂日本首相，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对政府感恩戴德。文化程度还是解放初期扫盲班的底子。

我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张父母的巨幅合影，黑白的。我不拜佛，却时常面对父母的照片深深鞠躬，藉此来感恩和怀念去世的父亲和感恩健在的母亲。

这是一张具有浓郁怀旧色彩的旧照。一眼就能读出沧桑岁月令人砰然心动。它直观地忠实地记录着昨天的一瞬。这一瞬也许只有相机的1%秒。我甚至能从照片中隐约听到善良的人们讴歌三面红旗的呐喊和如火如荼的锣鼓声，嗅见大炼钢铁时期的铁腥味、硝镪水味。上世纪50年代末期，那也是个疯狂的荒唐的年代。

大约是1958年冬天里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这是在西安北大街人民剧院门前的合影。那时母亲刚当上劳模，胸前用别针别着荣誉证，手里攥着纸质的奖状。父亲可笑地戴着由于洗涤而帽檐软塌的布帽，翻毛狗皮领子几乎磨光的、胸前掉了一只纽扣的中式棉袄，膝盖泛白的皱巴巴的旧裤子，磨穿了四五个眼的家做的布鞋。

父母两人虽然衣着简朴寒伧，但正届于青壮年，均神采飞扬容光焕发，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兴奋喜悦和对未来幸福生活无限憧憬之态。父亲的旧棉袄前襟还挂着一支钢笔，说明是文职人员。而且父亲虽然个子低矮，但相貌英俊十分精神；说母亲是个出色的美女也毫不夸张。

我知道母亲在西安曾是位著名的美女，历尽坎坷含辛茹苦，贫愁交加节衣缩食。3年自然灾害期间弟弟由于没钱送幼儿园就被火烧伤毁容，后来妹妹又被送了人。母亲曾是单位的大组长，据说相当于如今的楼面经理。曾卖了一块灯心绒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一撸到底，文革中父亲被关押进牛棚，独自挖了两年半的防空洞。母亲也进了学习班，后来被下放礼泉农场改造劳动。这些都是当时始料未及的。

我把那些年印象中就雪里蕻炒黄豆喝劣质酒、身体瘦弱脾气暴躁易怒的父亲和照片中英俊神气的父亲很难联想到一起。而照片中年轻漂亮的母亲和如今为了省电而摸索在漆黑一团的屋子里、头发雪白的满脸皱纹的老母亲亦反差太大。

我一进老母亲灰尘扑扑的凌乱不堪的屋子就闻见一股猫尿狗屎的味道、剩菜馊饭的味道、肉类腐败哈喇的味道、东西沤烂霉变的味道、供佛香火的庙宇里的味道和无烟煤燃烧时轻微的硫磺味道及一氧化碳的味道。

如今父已作古14年了。我的84岁可怜的老母亲一年四季就曾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每月靠一点数额可怜的退休金度日。不但剩饭剩菜坚决不倒，除了养花养猫养狗以外，而且有了蒸菜肉包子送邻居和积攒垃圾、拾破烂的嗜好。两相比对，恍如隔世。

我打下这些字词时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是这是真实的。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自己像母亲豢养的波斯猫一样偎卧在炉子旁边，在这个凌乱而温馨的窝里寻靠自己疲惫休憩的港湾，抚平和舔吻自己在残酷无情的社会上遭遇的创伤，希望母亲用皮肤松弛布满老人斑的温暖的手摸摸自己的头，而且几乎每个周末和周日都要携带妻女去混饭，每次都要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把一些溃烂的水果等腐败食物扔掉，以致母亲凡发现了之后总要拍案惊呼：鬼子进村了！其实人何须虔诚沐浴去登山朝圣拜佛，自己的母亲根本就是活观音。想到此，我不由得面向父母的照片深深鞠躬。

我记得父母年轻时是拼命工作的。我幼年时经常在半夜或凌晨醒来见父母给我们擀面条预备中饭，他们几乎每天在单位没命地要忙十几个钟头，母亲还得额外给我们6个子女做一年四季的单棉衣服、单鞋棉鞋。我们小时候经常在外面拣菜梆子回家。现在西安城市商贸单位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装潢极其富丽堂皇，我母亲始终怀着对政府的忠诚，却一直租住着廉价的破房子毫无怨言。

我很茫然：当年政府颁发给母亲的那些盖着大红印章的奖状究竟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