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女子一人去塞尔维亚旅游失联”的事情又有新进展。实际上女子的父亲在确认女儿最终流落到波黑的萨拉热窝时，就已经想让女儿尽快回国，但是因女子本人不愿回国，最终父亲只能亲自到萨拉热窝找女儿。然而父女俩相见之后，父亲却发现女儿精神有问题：神情恍惚、语言错乱、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神志一天不如一天，下肢抖动频率一天比一天高）。
对此女子的母亲也是比较崩溃，她跟丈夫实在不清楚女儿到底遭受过什么打击才变成这样。并且因为特殊原因（其一、证明身份的物件均丢失，需要补齐才能进入下一流程；其二、强迫就医在当地违法，就女子当前的精神状况而言难实现；其三、回国机票紧张，12月才能买得到机票。），女子现在还无法跟父亲尽快回国。
只是随着事情的逐步进展，女子父母也开始讲出女儿过往和现在的反差，在他（她）们眼里女儿一向是优秀的孩子，川大（应该是指四川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期间还被推荐到波兰的大学做交换生，家里的墙上贴满各种奖状。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女子的父母也透露女儿性格十分要强，去国外留学或者去国外旅游，都是自己看着做决定，就如去年夏天决定去塞尔维亚旅游，也根本没有理会父母的反对意见。到此为止，即便不能说女子现在的状态跟之前的这些细枝末节有关系，但是却也道出这家人的亲子关系并不正常。
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在于一个31岁的女儿如果跟父母还不能就“个人安危的问题”达成一致性，那么足以说明亲子关系是失衡的。因此比起感叹“女儿今非昔比”的现实反差，作为女子的父母也该有既定的反思。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亲子关系的失衡多是父母抓得紧导致的，也就是孩子该建立自主意识的时候遭受父母的阻碍，以至于所谓独来独往的个性多半是扭曲的表征。讲这些并不是为追究女子父母的过错，而是对于这趟远赴寻女的征程来讲，比所谓“找到女儿”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回失去的亲子关系”。
有必要说明的是，女子的父亲强调自己的女儿精神有问题这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因为女子的父亲说女儿见到他时还叫得出“爸爸”，并且还带有几分惊喜之色，顺便还问他“为什么来”，可之后当他反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时，却什么也问不到。不得不说，这事挺让人感到后怕的。
要知道如果女子的父亲所描述的情况属实，女子很可能在异国的游玩过程中有过“很不好的经历”。因为就女子的失联来讲，属于被动失联（手机、身份证等物件丢失后才跟家人断掉联系）。可对于所谓“被动失联”前发生过什么，因女子的精神有问题至今没搞清楚。
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女子的父母也已经顾不得那么多。要知道女儿还活着就是他（她）们希望的底线，毕竟就过往的失联结局而言都不是很好，所以现在最为紧要的问题是“治病和回国”，而对于女儿到底经历过什么能搞清楚固然好，如果搞不清楚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最好。
另外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抑或是社会教育、职场教育等等，都属于对人完美性追求的实践进程。就如康德所说的：“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该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存在的，他（她）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她）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行动的。”
在这个论断里，个人可能经历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场教育等等会对“自主、自律、自觉、自立”形成一定的挤压。但是在血亲氛围下如果也不能按照“自身的意义行动”，那么很容易让一个人走向撕裂状态（这里指子女已经有独立意识的情况下）。
所以回到“成都女子一人去塞尔维亚旅游失联”的事情上，对于已经31岁的女儿在不顾父母的反对就独自前往异国旅行的事实来讲，就不能以常规的“自我负责”尺度去审视，因为在亲子关系失衡的情况下，所谓的独来独往本身就带有情绪性地涉入。基于此再去理解现实生活中“亲子关系的失衡”大概也就更为容易，因为绝大多数家庭中的“亲子边界”形成都是在对抗中完成的。
与此同时对于亲子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来讲，切莫陷入铁板一块的僵局之中，也就是子女认为自己成年了就不再听从父母的意见。平心而论父母将子女抚养成人，朴素的情感关怀只要不是控制性的，该听从也是要听从的。
甚至就算不按父母的意见去行事，也要从亲子关系的层面衡量各自的感受，最好能形成彼此都不尴尬的局面为好。当然这里讲的是理想状态，很多时候但凡牵涉到爱和被爱，那么理性层面的涉入就会走样，甚至多半会变成双向的面目可憎。
因此对于“她精神有问题”的事情来讲，女子的父母真还不要急着“抒发什么今非昔比的悲叹”、“追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知道女子现在最需要的是“无声的关怀”，就算她过往总是不想听父母的意见。可亲子关系就是如此微妙，那些声嘶力竭的对抗、那些旷日持久的争吵，总有一天会反刍出无尽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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