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没救起溺水孩子鞠躬致歉：好心人的对不起，到底该如何解读？

发生在河南平顶山的一起5岁孩子溺水事故，因“男子没救起溺水孩子鞠躬致歉的行为”而受到舆论围观，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且还出现较多“看似正确却错位的安抚性解读”。比如：“水流那么急，你已经很勇敢”，“量力而行，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的错，生死有命”等等。

总之多数安抚言辞倾向于把施救男子从事故中摘出来。可事实上，当我们真正去复盘事故时，你会发现施救者的道歉和惭愧更多在于慈悲层面，而非是真的将自己卷入事故的因果里。不得不说，在力挺好心人的范畴里，很多时候也存在理解折叠的问题。

因为依照常理来讲，但凡参与施救的人都会有遗憾的心绪产生。毕竟就算是见惯生死的急诊科医生，也会在患者救治无果后，感到万分悲恸。并且这种悲伤不是知不知情理的问题，它本身属于人类较为朴素的同情释出。

从这个意义上回看“看似正确却错位的安抚性解读”，总让人觉得围观就是围观，用心审视者实在太少。当然更有甚者还唱反调，直言“努力救人有什么对不起的，真怕以后做好事没做成还成罪人”，这样的解读其实和安抚性的解读属于同宗，只不过是完全相反的看法而已。

精神病学家卡尔·梅宁格说：“爱能拯救人，不论是施予爱的人还是得到爱的人”。以如此审视去看待“男子没救起溺水孩子鞠躬致歉”，才可能更为容易理解施救者的“鞠躬致歉行为”。毕竟从绝对施救效果上来看，施救行动是失败的。

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真要去问责施救者，还是作为施救期待来讲，它本身是存在成败的。尤其对于人命关天的事情，施救者都想让往更好的趋向发展，这种预设之下，施救者眼睁睁看着孩子溺亡，总会溢出自责之感。于此在解读“好心人的对不起”上，还应该撇开事件本身，探索其更为普遍性的存在意义。

报道中强调，在得知孩子溺亡后，下水施救的男子说：“一个生命在眼前走了，很难受，感觉没脸见小孩家长”。对于他的这番话，如果孩子的家长知晓来龙去脉，大概率会是最为温暖的慰藉言辞。毕竟非亲非故还愿意挺身而出，这已经实属不易。

要知道下水施救的男子已经年过五旬，身体也不太好，刚从水里上来时，体力不支到站不稳的地步。老实说，仅凭这样的图景就足以让人感到敬佩。毕竟水里救人不像其它环境中一样，无论会不会游泳，都存在很大的风险。

当然，如果下水施救的男子真的把孩子救起来，那么无论是对孩子及背后的家庭，还是对下水施救的男子都可能算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依照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所言：“给予的同时，我们也在接受。”那么施救者也会在这样的善行之间，让自己的人生底色更为光亮。

只可惜在救助未果的情境里，施救者也只能跟路人发生互动关系，而对于溺亡孩子的家人来讲，想必在发生如此悲剧的情境下，多半已经顾不上去跟“施救未果”好心人们说声感谢，因为此刻他（她）们的悲伤已经让他（她）们很难顾及这些边缘性的善意。

可就善意善行来讲，如果只是以结果论去审视，那么我们也只能看着那些施救未果的好心人发出悲叹的声音。只是从更宽泛的社会考量出发，只有人们对善意善行不再执念好结果时，那么善意善行的落地才会更为容易。

不过我们也很清楚，下水施救的男子可能过几天就会从事故中彻底走出来，而真正被事故戳伤的依然是溺亡孩子的家人。而我们即使无法断定短暂的舆论围观能否引起溺亡孩子的家人的关注，但是就“生死有命”这句话而言，却已经被注入弥合的力量。

与此同时，关于善意善行中慈悲的界限，有人可能会说，一个人不顾自己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或家人的利益去成全别人，是不是很慈悲？这种追问肯定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圣徒和常人之间，规则和定数也是不一样的。

按照熊培云的说法，如果从“人是意义动物”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决定做什么，就算是牺牲，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自利”。而世人也多势力，因为自己从他（她）人的牺牲中得到审美或者现实的好处，所以更愿意无节制的支持和鼓动。

于此而言，所谓“看似正确却错位的安抚性解读”，更多的意义在于成全围观本身。不得不承认，当正确性严重压倒现实性时，所谓的高风亮节就只是宏大语境中的华服，而回到具体的帮助实践上，更多人已沦为冷漠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