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工程|聊斋故事润非遗，千年文脉传薪火，志怪技艺焕新生

引言：志怪藏文脉，非遗载千年

古典志怪是中华文脉的鲜活分支，非遗是民族智慧的活态遗存。蒲松龄《聊斋志异》（下称《聊斋》）以鬼狐神怪为外衣，藏人间烟火与人文情怀，流传三百余年，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非遗是世代相传的技艺、习俗与智慧，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生存哲学。

二者看似无关，实则血脉相连。《聊斋》诞生于民俗沃土，文中大量场景、意象与非遗技艺深度交融；非遗技艺则为聊斋故事提供了具象载体，让文字中的鬼狐神怪、人间悲欢得以落地。当古典志怪遇上传统非遗，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文脉的双向赋能——聊斋故事为非遗注入鲜活灵魂，非遗技艺让聊斋文脉得以永续传承，二者携手，让千年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生。

本文拆解聊斋故事与非遗的内在关联，解读共生共荣的密码，探寻古典文化与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让更多人读懂志怪背后的非遗底蕴，看见非遗之中的聊斋风情。

第一部分：聊斋故事的非遗基因——藏在志怪里的传统文脉

1.1 《聊斋》的创作底色：非遗浸润下的民俗土壤

蒲松龄创作《聊斋》，并非凭空虚构。其一生辗转齐鲁大地，长期设帐授徒，遍历民间百态，将所见所闻、民俗风情、技艺传承融入笔下。明清时期，齐鲁地区非遗技艺繁盛，口头文学、传统戏曲、民间美术、传统音乐、民俗礼仪等遍布市井乡野，这些都成为《聊斋》最鲜活的创作素材，让这部志怪小说自带浓厚的非遗基因。

《聊斋》的非遗基因，本质是民间文化的集中投射。书中鬼狐故事的叙事逻辑，贴合民间口头文学的传播特质；故事中的场景设定，契合明清民俗礼仪规范；文中提及的技艺场景，正是当时非遗技艺的真实写照。《聊斋》不仅是一部志怪小说集，更是一部隐性的明清非遗风情录，记录着当时非遗技艺的流传状态与人文内涵。

这种基因非刻意植入，而是蒲松龄对民间文化的自然吸纳。他以文人视角，将民间口头文学的奇幻叙事、传统技艺的审美特质、民俗礼仪的人文内涵，融入文言笔墨，让小众的民间非遗元素，借助《聊斋》的传播，成为跨越阶层、流传后世的文化符号。

1.2 核心载体：聊斋故事中的非遗门类呈现

《聊斋》中提及的非遗门类丰富，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多个领域，这些非遗元素并非点缀，而是构成故事的核心骨架，与情节、人物深度绑定，让志怪故事更具烟火气与文化厚度。

民间文学是《聊斋》最基础的非遗载体。《聊斋》本身是文言志怪小说的巅峰，但其创作根源是民间口头文学。书中诸多故事，均改编自齐鲁地区的民间传说、鬼狐轶闻，这些口头传说经过世代相传，成为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蒲松龄的整理与创作，让这些零散的口头文学得以系统化、文字化，得以永续流传。书中“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特质，正是民间口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完美融合，既保留了口头文学的奇幻性与通俗性，又兼具文人文学的审美性与思想性。

传统音乐在《聊斋》中随处可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聊斋俚曲。聊斋俚曲是蒲松龄以明清俗曲时调为曲牌编写的讲唱故事，是《聊斋》文字故事的音频延伸，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蒲松龄晚年，将《聊斋》中的部分故事改编为俚曲，以白话方言为载体，融合吟诵、说白与表演，形成独特的说唱艺术，既便于民间传唱，又能让聊斋故事更广泛地传播。聊斋俚曲作为明清俗曲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国传统音乐活化石”，其曲牌影响了五音戏、柳子戏、京剧等多个剧种，成为传统音乐非遗中极具特色的分支。

传统戏剧与《聊斋》的关联极为深厚。明清时期，戏曲是民间最主要的娱乐形式，蒲松龄深受影响，将戏曲元素融入《聊斋》创作，书中诸多故事的情节架构、人物塑造，均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叙事模式，而《聊斋》故事本身，也成为传统戏剧改编的重要素材库。无论是元代杂剧、明代传奇，还是清代地方戏，都有大量改编自《聊斋》的剧目，这些剧目将文字中的鬼狐形象、情感冲突，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呈现，让聊斋故事更具感染力，也让传统戏剧获得了新的创作灵感。

传统美术与传统技艺在《聊斋》中也有鲜明呈现。书中描写的剪纸、刺绣、木雕、陶瓷、刻绘等场景，正是当时民间盛行的非遗技艺。剪纸用于节庆装饰，刺绣用于衣物点缀，木雕用于家具陈设，陶瓷用于日常器皿，这些技艺不仅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人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聊斋》中对这些技艺的细节描写，虽简洁却精准，既还原了非遗技艺的流传状态，也赋予了这些技艺人文内涵——技艺不再是单纯的手工劳作，而是成为人物情感、故事走向的重要载体。

民俗非遗是《聊斋》故事的重要背景。书中鬼狐相恋、祭祀祈福、岁时节令等场景，均贴合明清时期的民俗规范。春节的祭祖、元宵的赏灯、中秋的赏月、端午的驱邪，这些民俗礼仪贯穿全书，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同时，书中提及的狐仙信仰、鬼神祭祀等民间习俗，也是民俗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习俗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聊斋》故事更具地域特色与民间气息。

1.3 精神内核：二者共通的人文与审美追求

聊斋故事与非遗之所以能深度交融，核心在于二者拥有共通的精神内核与审美追求，这种共通性让它们跨越时空，形成天然的共生关系。

二者均崇尚“真”与“善”的人文追求。《聊斋》虽写鬼狐神怪，却不脱人间烟火，书中狐仙鬼怪多善良、真诚、重情义，虽身处异类，却比世人更具人性光辉，蒲松龄借这些形象，批判虚伪、歌颂善良、崇尚真情，传递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非遗技艺的传承，同样崇尚“真”与“善”——手艺人坚守匠心，精益求精，不欺人、不欺心，坚守技艺的本质，这种匠心本身就是“善”的体现；而非遗技艺所承载的民俗内涵、人文情怀，也始终围绕着真诚、善良、感恩等美好品质，与《聊斋》的人文追求高度契合。

二者均追求“美”的表达，且审美取向高度统一。《聊斋》的美，是奇幻之美与质朴之美的结合，鬼狐形象的奇幻、场景描写的空灵，与人间生活的质朴、情感的真挚，形成独特的审美意境；书中对自然意象的运用，对人物神态、服饰、环境的描写，均体现出古人“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追求自然、简约、灵动之美。非遗技艺的美，同样是质朴之美与灵动之美的结合——剪纸的简约灵动、刺绣的细腻柔美、木雕的古朴厚重、陶瓷的温润雅致，均摒弃了繁琐与浮华，追求自然本真的审美；手艺人在创作中，将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融入技艺之中，让每一件作品都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与《聊斋》的审美取向高度契合。

此外，二者均承载着对文化传承的坚守。《聊斋》整理传承了民间口头文学、民俗风情，让这些零散的文化元素得以系统化、文字化；非遗技艺则通过师徒传承、世代相传，将古人的智慧与技艺延续至今，坚守着民族文化的根脉。这种对传承的坚守，是二者最核心的共通点，也是它们能够双向赋能、共焕新生的基础。

第二部分：双向赋能——聊斋故事与非遗的共生之道

2.1 聊斋故事：为非遗注入鲜活灵魂与传播动力

非遗的传承，核心是“活态传承”，要守住技艺本身，注入鲜活的灵魂，让年轻人愿意了解、愿意传承。聊斋故事的介入，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为非遗技艺赋予了故事性、情感性与传播性，让原本高冷、小众的非遗，变得鲜活、可感、有温度。

聊斋故事为非遗注入故事灵魂，打破技艺的“工具属性”。非遗技艺本身是手工劳作或表演形式，若脱离文化内涵，便只是单纯的技艺展示，难以引发情感共鸣。而聊斋故事的融入，让非遗技艺成为故事的载体，每一件非遗作品、每一场非遗表演，都对应着一段聊斋故事、一个人物形象，技艺不再是孤立的，而是有了情感、有了灵魂、有了叙事感。比如剪纸作品，若只是单纯的花鸟图案，便缺乏记忆点；而将《聂小倩》《婴宁》等聊斋故事中的人物、场景融入剪纸，作品便有了故事性，人们在欣赏剪纸技艺的同时，还能读懂背后的聊斋故事，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情感，从而加深对非遗技艺的理解与喜爱。

聊斋故事丰富了非遗的创作素材，拓宽了非遗的表达边界。非遗技艺的传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在坚守本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创作素材与表达形式，才能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聊斋故事作为一部充满奇幻色彩与人文情怀的经典著作，拥有丰富的创作素材——鬼狐形象、奇幻场景、民间传说、人文情感，这些素材为非遗技艺的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无论是传统美术、传统技艺，还是传统戏剧、传统音乐，都能从聊斋故事中汲取灵感，丰富创作内容，拓宽表达边界。

聊斋故事提升了非遗的传播度与影响力，打破非遗的“小众困境”。《聊斋》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家喻户晓、流传甚广，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其IP影响力跨越年龄、阶层，具有极强的传播力。非遗技艺借助聊斋IP的影响力，能够快速打破小众圈层，走进大众视野。

2.2 非遗技艺：让聊斋故事落地生根，永续传承

聊斋故事虽流传甚广，但终究是文字载体，其传播与传承，依赖于人们的阅读与解读。而非遗技艺的介入，让聊斋故事从文字走向现实，从书本走向生活，以具象化、活态化的形式呈现，让聊斋文脉得以落地生根、永续传承。

非遗技艺让聊斋故事具象化，打破文字的“想象边界”。文字是抽象的，人们阅读聊斋故事时，只能通过文字描述展开想象，而不同的人对同一故事、同一人物的想象各不相同。非遗技艺则以具象化的形式，将文字中的鬼狐形象、奇幻场景、情感冲突呈现出来，让聊斋故事变得可看、可触、可感。

非遗技艺让聊斋故事生活化，融入日常场景。《聊斋》故事虽充满奇幻色彩，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人间生活，而非遗技艺本身就是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融合，让聊斋故事得以融入日常，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非遗技艺让聊斋文脉永续传承，打破时间的“限制边界”。文字载体的传承，容易受到时代变迁、文字演变的影响，而非遗技艺通过师徒传承、世代相传，将聊斋故事的文化内涵、人文情怀，融入技艺的每一个细节，得以永续延续。手艺人在传承技艺的同时，也在传承聊斋故事的精神内核，每一件非遗作品、每一场非遗表演，都是聊斋文脉的延续与传播。

2.3 融合本质：文脉的双向奔赴，传统的当代延续

聊斋故事与非遗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故事+技艺”，而是文脉的双向奔赴，是传统与当代的完美衔接。其本质是将古典文学的精神内核，与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相结合，让两种传统文化形式，在当代实现共生共荣，共同延续中华文脉。

这种融合，是“内容”与“载体”的双向匹配。聊斋故事是“内容”，是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的体现；非遗技艺是“载体”，是文化传播与传承的形式。没有内容的载体，只是空洞的技艺；没有载体的内容，只是抽象的文字。

这种融合，是“传统”与“当代”的双向适配。聊斋故事是古典文学的经典，代表着古代的人文情怀与审美追求；非遗技艺是传统技艺的结晶，代表着古人的智慧与劳作成果。二者的融合，并非固守传统、一成不变，而是在坚守本质的基础上，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与传播习惯，进行创新表达。

这种融合，是“小众”与“大众”的双向打通。聊斋故事虽家喻户晓，但深入解读其文化内涵的人并不多；非遗技艺虽承载着民族智慧，但大多属于小众文化，传播范围有限。二者的融合，让小众的非遗技艺借助聊斋IP的影响力，走进大众视野；让大众熟悉的聊斋故事，借助非遗技艺的载体，实现更深度的文化传播。

第三部分：聊斋+非遗的科普解读——那些藏在经典里的非遗密码

3.1 民间文学类非遗：聊斋故事的“源头活水”

民间文学是非遗的重要门类，涵盖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而聊斋故事的创作，正是以民间文学为源头活水，二者相互滋养、相互成就。

聊斋故事的核心素材，均来自民间口头文学。明清时期，齐鲁地区民间传说盛行，鬼狐轶闻、奇人异事、民间寓言，在市井乡野、街头巷尾世代相传，这些口头传说，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人们的审美追求与价值观念。蒲松龄长期深入民间，搜集这些零散的口头传说，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文人审美，进行整理、加工与创作，最终形成了《聊斋》这部经典著作。

聊斋故事与民间文学非遗，共享叙事逻辑与精神内核。民间口头文学的特点是奇幻、通俗、贴近生活，多以善恶有报、真情至上为核心主题，语言简洁生动，便于口头传播；《聊斋》继承了这些特点，以鬼狐神怪为叙事载体，讲述人间悲欢，传递善恶观念，语言兼具文言的典雅与民间口语的鲜活，既适合文人阅读，也适合民间传播。

民间文学非遗的传承，也离不开聊斋故事的赋能。随着时代变迁，很多民间口头传说逐渐被遗忘，而聊斋故事作为民间文学的集大成者，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3.2 传统音乐类非遗：聊斋故事的“有声表达”

传统音乐类非遗，是民族声音的活态遗存，而聊斋故事的“有声表达”，主要依托聊斋俚曲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此外，还与传统戏曲音乐、民间歌谣等非遗门类深度关联，让聊斋故事得以“唱出来”，实现更广泛的传播。

聊斋俚曲是聊斋故事最直接的有声载体，也是传统音乐非遗的重要分支。聊斋俚曲由蒲松龄亲自创作，是他晚年为了让聊斋故事更广泛地传播，结合明清时期流行的俗曲时调，将《聊斋》中的部分故事改编为讲唱文学而成。

聊斋俚曲的非遗价值，不仅在于其音乐性，更在于其文化性。它是明清俗曲的集大成者，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曲牌音乐，这些曲牌音乐是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对研究明清时期的民间音乐、民俗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除了聊斋俚曲，传统戏曲音乐也与聊斋故事深度关联。传统戏曲的音乐，包括唱腔、伴奏等，是戏曲表演的核心，而大量改编自聊斋故事的戏曲剧目，其音乐创作，既保留了传统戏曲音乐的特质，又结合了聊斋故事的情感内涵，进行了创新。

民间歌谣也是聊斋故事“有声表达”的重要补充。明清时期，齐鲁地区的民间歌谣盛行，很多民间歌谣的内容，与鬼狐传说、民间轶闻相关，与聊斋故事的主题高度契合。蒲松龄在创作《聊斋》时，也吸收了民间歌谣的语言特色与韵律，让书中的文字更具节奏感与韵律感，民间歌谣也常常传唱聊斋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让聊斋故事以更通俗、更接地气的形式，在民间传播。

3.3 传统戏剧类非遗：聊斋故事的“舞台演绎”

传统戏剧类非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舞台表演为核心，融合音乐、舞蹈、服饰、道具等多种元素，而聊斋故事作为经典的文学素材，成为传统戏剧改编的重要源泉，二者的融合，让聊斋故事得以在舞台上永续演绎，也让传统戏剧获得了新的创作活力。

传统戏剧改编聊斋故事，有着悠久的历史。自《聊斋》诞生以来，传统戏剧便开始对其进行改编，从元代杂剧、明代传奇，到清代地方戏，再到当代的戏曲作品，改编自聊斋故事的剧目数不胜数，涵盖京剧、昆曲、豫剧、越剧、五音戏等多个剧种，成为传统戏剧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戏剧改编聊斋故事，始终坚持“忠于原著精神，贴合戏剧特质”的原则。改编后的剧目，既保留了聊斋故事的核心情节、人物形象与精神内涵，又结合传统戏剧的叙事特点、表演形式，进行了合理的改编与创新，让文字故事转化为适合舞台表演的剧情。比如，原著中的心理描写、环境描写，难以直接在舞台上呈现，改编者便通过演员的表演、舞台的布置、音乐的渲染，将其转化为直观的舞台效果。

传统戏剧的舞台演绎，让聊斋故事的人物形象更鲜活、更立体。文字中的人物，只能通过描述展现其性格与气质，而传统戏剧的演员，通过唱腔、念白、身段、表情等表演形式，将人物的性格、情感、命运，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舞台上，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人物的魅力。

聊斋故事的改编，也为传统戏剧非遗注入了新的创作活力。传统戏剧的传承，需要不断创新剧目，才能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而聊斋故事作为一部充满奇幻色彩与人文情怀的经典著作，拥有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传统戏剧的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

3.4 传统美术类非遗：聊斋故事的“视觉呈现”

传统美术类非遗，涵盖剪纸、刺绣、木雕、石雕、陶瓷、绘画等多个门类，以视觉艺术为核心，是古人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聊斋故事中的鬼狐形象、奇幻场景，为传统美术非遗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传统美术非遗，则以精湛的技艺，将聊斋故事转化为视觉艺术作品，让聊斋故事得以“看得见”。

剪纸是最贴近民间、最具普及性的传统美术非遗，也是表现聊斋故事最常用的技艺之一。剪纸技艺简洁灵动、取材广泛，通过剪刀的裁剪，将纸张转化为精美的艺术作品，非常适合表现聊斋故事中的奇幻元素与人物形象。剪纸艺人以聊斋故事为素材，将聂小倩、婴宁、狐仙等人物，以及鬼狐相恋、奇幻梦境等场景，通过简洁的线条、生动的造型，裁剪出来，作品既保留了剪纸的质朴灵动之美，又传递出聊斋故事的情感内涵。剪纸作品的制作成本低、传播便捷，既可以作为节庆装饰，也可以作为文创产品，让聊斋故事与剪纸非遗，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刺绣是非遗技艺中最细腻、最柔美的门类之一，其精湛的针脚、丰富的色彩，能够完美呈现聊斋故事中的人物气质与场景意境。刺绣艺人以丝绸、棉布为载体，以针线为工具，将聊斋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服饰细节、自然场景，一针一线地绣制出来，作品细腻柔美、栩栩如生，既能展现刺绣技艺的精湛，又能传递聊斋故事的人文内涵。

木雕、石雕是非遗技艺中最古朴、最厚重的门类，其精湛的雕刻技艺，能够将聊斋故事中的场景与人物，刻画得立体生动、栩栩如生。木雕艺人以桃木、梨木、红木等为原料，通过浮雕、圆雕、透雕等技艺，将聊斋故事中的奇幻场景、人物形象，雕刻成摆件、挂件、屏风等作品，作品古朴厚重、纹理清晰，既展现了木雕技艺的精湛，又传递出聊斋故事的文化内涵；石雕艺人则以石头为原料，将聊斋故事中的人物与场景，雕刻成石像、石碑等作品，作品坚固耐用、气势恢宏，成为聊斋文化与石雕非遗融合的重要载体。

陶瓷与刻绘技艺也与聊斋故事深度融合，其中鲁青瓷刻绘最具地域特色。鲁青瓷是淄博陶瓷的代表，瓷质细腻、色泽纯洁，刻绘工艺精湛，溶于绘画、书法与金石篆刻于一体，仅凭刻刀与小锤，便能在坚脆的瓷面上刻制出人物、山水等图案。

3.5 传统技艺类非遗：聊斋故事的“生活载体”

传统技艺类非遗，涵盖纺织、印染、陶瓷、酿造、编织等多个门类，是古人日常生活智慧的结晶，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聊斋故事中提及的诸多技艺场景，正是这些传统技艺的真实写照，而这些传统技艺，也成为聊斋故事的“生活载体”，让聊斋故事更具烟火气，也让传统技艺更具文化内涵。

纺织与印染技艺，是传统技艺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聊斋故事中最常出现的技艺之一。《聊斋》中描写的女子，多身着精美服饰，这些服饰的制作，便离不开纺织与印染技艺。明清时期，纺织技艺已非常精湛，丝绸、棉布等面料广泛流传，印染技艺则通过植物染色、矿物染色等方式，为面料增添丰富的色彩与图案。

陶瓷技艺是传统技艺非遗的核心门类之一，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聊斋》中描写的日常器皿，如碗、盘、瓶、罐等，大多是陶瓷制品，这些陶瓷制品的制作，便离不开陶瓷技艺。陶瓷艺人以黏土为原料，通过拉坯、利坯、施釉、烧制等多道工序，制作出精美的陶瓷作品。

3.6 民俗类非遗：聊斋故事的“文化土壤”

民俗类非遗，涵盖岁时节令、祭祀祈福、民间信仰、礼仪习俗等多个门类，是古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聊斋故事诞生与传播的“文化土壤”。《聊斋》中的诸多情节、场景，均贴合明清时期的民俗规范，而民俗非遗，也让聊斋故事更具地域特色与民间气息，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岁时节令民俗，是民俗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聊斋》故事的重要背景。明清时期，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等岁时节令，都有固定的民俗礼仪，这些民俗礼仪，在《聊斋》中均有体现。

祭祀祈福民俗，也是《聊斋》故事的重要文化背景。明清时期，人们崇尚鬼神信仰，经常举行祭祀祈福活动，祈求平安、吉祥、丰收，这些祭祀祈福活动，在《聊斋》中均有大量描写。

民间信仰民俗，是《聊斋》故事的核心文化土壤。《聊斋》中的鬼狐形象，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源于民间的狐仙信仰、鬼神信仰等民间信仰。明清时期，齐鲁地区民间信仰盛行，人们相信狐仙、鬼神的存在，认为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这种民间信仰，深深影响了蒲松龄的创作，让他将鬼狐形象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传递人间悲欢与善恶观念。

第四部分：当代传承——让聊斋与非遗在新时代共焕新生

4.1 当下困境：聊斋+非遗传承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聊斋故事与非遗有着深厚的内在关联，二者的融合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但在当代社会，聊斋+非遗的传承，依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这些挑战，制约着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播。

传承人才断层，是最核心的挑战。无论是聊斋文化的传承，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都面临着人才短缺、断层的问题。创新不足，难以适应当代审美需求。聊斋+非遗的融合，大多停留在传统形式上，缺乏创新，难以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与传播习惯。

传播力度不足，大众认知度有待提升。尽管《聊斋》家喻户晓，非遗技艺也逐渐受到关注，但聊斋+非遗的融合形式，大众认知度依然不高。很多人只知道《聊斋》是一部志怪小说，却不知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非遗元素；很多人只知道非遗技艺是传统技艺，却不知道非遗与聊斋故事的深度关联；很多人对聊斋+非遗的融合作品、融合形式，了解甚少，导致聊斋+非遗的融合，难以获得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制约了其传承与发展。

商业化过度与商业化不足并存，失衡明显。一方面，部分聊斋+非遗的融合项目，过度追求商业化，忽视了文化内涵与技艺本质，导致作品同质化严重、质量参差不齐，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本真；另一方面，很多优质的聊斋+非遗融合作品、非遗技艺，缺乏商业化运作，难以实现市场化传播与可持续发展，很多手艺人只能依靠政府扶持，难以维持生计，也难以吸引更多人加入传承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