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博庵  题

田博庵

字庚石，山东菏泽人，当代大写意花鸟代表性画家。多次参加全国美展，还应邀参加国内外大型专题展览并多次获奖。画作先后被国务院、中央办公厅、怀仁堂、天安门管理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和多家权威艺术机构收藏。数十家专业出版社、报刊杂志和网络、电视等媒体专题、专栏介绍其绘画作品和艺术造诣；出版个人专集十余种。2019年6月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庆祝中马建交45周年、中国传统文化国际行″交流活动；2019年11月上海朵云轩隆重举办《田博庵花鸟画展》。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河南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嵩山书画院院士。

大地根脉，时代气象:

田博庵大写意花鸟的精神建构与文化启示

在当下喧嚣多元的艺术场域中，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超越形式语言的终极叩问:在急速现代化的洪流中，它那源自古老文人传统的笔墨心性，能否以及如何安顿当代人的精神?它那高度程式化的美学语言，能否以及如何言说这个时代最深沉的生命体验?田博庵先生以其数十年沉潜而磅礴的艺术实践，给出了一个坚定而浑厚的回答。他的创作，是一条将个体生命淬炼、深厚传统学养、鲜明地域根性与宏大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化合的“修远”之路。其画面所呈现的，远非花鸟虫鱼的自然之趣，而是一个由人格光辉、文化自觉与历史意识共同照亮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画家风格的形成，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在当代的落地、生根与气象勃发，它为普遍寻求认同与慰藉的现代心灵，标示出了一片可感、可居、可信赖的“精神原乡”。

一、人格即画格:生命修养的美学转化

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历来强调“艺道一体”、“人品即画品”。这并非简单的道德比附，而是揭示了一个根本的创作规律:最终决定作品格调与感染力的，是创作者整个的生命状态、精神境界与情感纯度。田博庵的艺术，首先是他人格修养与生命气象最真诚、最完整的视觉显形。

他出生于齐鲁沃野，土地的丰饶与质朴赋予其人格底色以热忱、坚韧与源自本能的生命力。这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健康的“朴野”。然而，倘若仅止于此，或许只能成就一位出色的乡土画家。田博庵的“修”与“养”，体现在他其后自觉地将这份天然的生命力，置于传统文化的大熔炉中进行淬炼。他对海派巨擘吴昌硕金石笔法的追摹，汲取的是其中沉雄古拙的“骨气”与“篆籀意”;对齐白石“衰年变法”的领悟，学会的是如何将民间生活的质朴情感,“化俗为雅”为高级的文人画意趣;对京派大家李苦禅雄强格局的研习，奠定的是其画面“重、拙、大”的宏大抱负。这一过程，是技艺的学习，更是心性的磨砺与文化的涵养。

因此，我们品读其画作，实则在阅读其人格:

笔墨之“重”与“涩”:绝非滞碍，而是其内心诚笃、不务虚华的写照。每一笔落下,都力透纸背，如农人耕耘，深沉而充满内在的阻力与张力，这恰是生命历经锤炼后的成熟状态。

造型之“拙”与“满”:造型舍弃巧媚与纤弱，以夸张的体量、憨拙的形态呈现。南瓜之浑圆如磐，禽鸟之敦厚稳然,皆是其人格中“大巧若拙”、“厚德载物”的质朴哲学与包容气度的外化。这种“满”，是精神的充盈，而非物象的堆砌。

气象之“正”与“和”:画面通篇洋溢着一种光明磊落、昂扬向上的“正气”。无阴郁奇僻，无孤芳自赏，有的是一种与天地生命共呼吸的和谐与畅达。这直接源于其心性的“中正平和”，是儒家“修身”理想在艺术境界中的自然达成。

故而，田博庵的“雅朴浑厚”，绝非单纯的形式风格，而是其“质朴而中正、雄强而谦厚”的完整人格，在宣纸之上经由笔墨修养而最终实现的美学升华。画格即人格，在他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验证。

二、传统即当代:精神谱系的活化接续

中国大写意花鸟,自徐渭、八大的“泼墨”与“孤傲”至吴昌硕、齐白石的“金石”与“天趣”，其伟大传统从来不止于“技法”，更核心的是一条“精神谱系”。它关乎文人在笔墨挥洒中“澄怀观道”、“寓心于物”的生命实践，具有安顿个体心灵、沟通天地精神的超越性功能。在价值多元、信息碎片化的当代社会，人的精神世界常陷入漂泊与焦虑，这种传统的“养心”功能非但未曾失效，反而因其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回溯与呵护而显得尤为珍贵。

田博庵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并非以博物馆式的保守态度“继承”传统，而是以自身鲜活的生命体验为火种，去“活化”这条精神谱系。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精神深处的某种“缺失”与“渴望”——在物质丰裕的背后，是对精神厚重感的追寻;在个性张扬的喧嚣下，是对文化认同的渴求;在快速变化的眩晕中，是对恒定生命力量的呼唤。

他的艺术，正是对此的深沉回应:

他对“生命力”的极度张扬——那些蓬勃蔓延的藤蔓、籽实累累的瓜果、健硕自在的禽鸟，共同组成了一曲宏大的“生生不息”的赞歌。这强烈而直观的生命愉悦感，是对抗现代性虚无与倦怠的一剂良药。

他对“土地”与“根脉”的深沉依恋，将个人的乡土记忆，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乡愁。观者能在其画中，感受到一种失而复得的、扎实的归属感与安宁感。

他画面中充盈的“阳刚正气”与“乐观精神，提供了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情感价值。这在充斥着种种“亚文化”与“丧文化”的语境中，犹如一股清新而有力的风，具有振奋人心、澡雪精神的力量。

这正是“笔墨当随时代”的深层意涵:随的不是肤浅的题材与形式之新，而是应和时代精神的内在律动，以传统的笔墨语言，说出时代心灵最需要听到的“话”。田博庵以他的画作，使古老的大写意传统，重新成为当代人可以汲取精神力量的活水源泉。

三、地域即世界:中原气象的普世彰显

艺术的高度个人化风格，往往与其扎根的地域文化血脉密不可分。田博庵艺术风格的最终定鼎与气象的磅礴展开，离不开“中原文化”这方深厚水土的孕育与塑造。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与长久的精神高地，其文化气质在历史层累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原气象”:它厚重而不失灵性，朴拙而内蕴大美，中正而胸怀天下，具有一种“庙堂之上”的堂堂正气与“黄土之下”的生生之力。

田博庵中年以后长期生活创作于中原腹地，其个人气质与艺术追求，与这种宏大的地域文化气场产生了深刻的“同频共振”。他不再仅仅是“描绘”中原风物，而是将“中原气象”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格局与审美无意识，进而通过完全个人化的笔墨语言，将其人格化、美学化地彰显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精彩的转化:

中原历史的“时间厚重感”，沉淀为其笔墨的“空间质量感”，下笔如有千钧。

儒家精神的“中庸和谐”观，体现为画面构成中“满”与“空”、“动”与“静”、“黑”与“白”的辩证统一，在极度饱满中见秩序，在雄强挥洒中得平衡。

黄土大地的“质朴本色”与“坚韧性格”，淬炼为线条中特有的“毛涩”质感与造型上“宁拙勿巧”的审美取向。

地理空间的“开阔苍茫”，升华为构图上的“生长蔓延”式动势与整体画面的“通天接地”之宏大气象。

因此，他的画室，仿佛成了中原文化精神的“炼金术”实验室。他成功地将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气质，提炼、转化为一种具有高度辨识度和强烈感染力的“视觉气象”。这使得他超越了“地方画家”的界定，使“中原气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或历史概念，而成为一种可被直观感知、情感共鸣的当代审美典范。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基于深厚地域根性而生发出的强大艺术个性，恰恰是最具世界性意义的——它生动诠释了“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真谛，为如何在世界文化图景中确立不可替代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提供了来自中原大地的雄浑答卷。

四、价值与回响:构建精神家园的当代范式

综上所述，田博庵先生的艺术世界，构成了一座“人格·传统·地域·时代”四维一体、交互生成的精神建筑。其价值与启示，是多层次的:

1.对艺术家的启示:他重新确证了“修身”对于“创作”的根本性意义。艺术的攀登之路，必然是技艺精进与心性修养并行不悖的双修之路。最高的技巧是“忘技”，最高的风格是“人格”。

2.对传统出路的示范:他展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并非外在的嫁接与变形，而是深入其精神内核，以当代人的生命困境与时代命题与之对话，从而激发其沉睡的能量，使其焕发新的生机，解决当代的问题。

3.对时代的精神贡献:在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时代，他的艺术犹如一座精神的“压舱石”。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确定性”——生命的确定性(生生不息)、文化的确定性(根脉深厚)、价值的确定性(中正美好)——具有强大的安抚、凝聚与提升力量。它让观者在审美体验中，潜移默化地获得一种文化自信与生命尊严。

气象之合，家园所在

因此，当我们驻足于田博庵先生的大写意花鸟画前，我们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一门传统艺术的当代延续，而是一片由画家全部生命热情、文化担当与历史自觉所开辟的精神家园。在这片家园里，个人的修养之光、传统的智慧之水、地域的厚土之德与时代的呼唤之风，交融合一，化作了笔下浑厚华滋的笔墨，化作了纸上朴野雄强的形象，化作了盈满画面的浩然正气。

田博庵以其“知行合一”的艺术人生告诉我们，一个画家最伟大的作品，最终是他所成就的“精神气象”本身。他通过回归大地根脉，接通了传统文化的星河;通过淬炼自我人格，映照了时代精神的深邃天空。他的艺术，不仅为我们贡献了一种“中原气象”的审美范式，更重要的是，他为所有向往坚实、厚重、光明与美好的人们，构筑并指明了一片可以诗意栖居的、充满文化温度与生命力量的——中国精神家园。在这家园的中央，正是那生生不息、万古长存的，民族精神的参天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