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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宙观的发展探源中华文明

光明日报

2024-10-31 09:52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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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反山出土的M12∶98玉琮上的“神徽”,即“神人兽面”图像。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江苏澄湖遗址出土陶贯耳壶。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良渚瑶山出土的M3∶3玉三叉形器。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 李新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这里的“文明”就是指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明探源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但是,良渚从满天星斗和“最初的中国”中脱颖而出的动力和社会本质是什么?李新伟的《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以下简称《结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结晶》共分九章,从天极宇宙观的宇宙秩序开始,讲到良渚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启示,层次分明,环环相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宇宙观发展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就是对观念和文明的研究。“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古代中国对于“宇宙”的概括,由此对于天地、时空、人的相互关系的观念信仰,成为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基础。古代中国宇宙观,涉及古代时空观、舆服制度、哲学观与科学观等,其知识、思想的形成与完善,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离不开对古代中国宇宙观形成和发展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新领域。

“天极”被认为是先秦宇宙观的核心内容。《结晶》提出,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高庙文化和双墩文化中,“天极宇宙观”就已初步形成,包括七个要点,如天地之间有“维”“柱”相连、天体以天极为轴心旋转、神鸟有驮负天极之功能等。在解读凌家滩刻纹玉版、玉鹰核心纹样八角星纹时,提到这类图像还多见于纺轮,确切表明它位于可以旋转的物体的中心。《结晶》还指出八角星纹以及包括纽结纹在内,是“天极”旋转轴心,并带动天体旋转。这一读识明确了八角星纹的内涵,更为解读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宇宙观集大成者——琮的结构和内涵,提供了系统性和连续性的阐释路径。

琮源于良渚,盛于良渚。考古学家牟永抗最早指出,凌家滩刻纹玉版图纹与琮结构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他还归纳了良渚琮的五项特征:内圆外方,琮的母体为中通的筒状物;每角雕琢图像,四角及其相邻两侧为一个加工单元;琮体被横向等分为若干节,说明已经存在着比较严格的数或量的概念;直槽与两端的射口平齐沟通,成为琮体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琮体上大下小,只有仰视才能全面地观察到琮上述五项特征。如此看来,琮外壁的四角和四直槽不仅是天、地的“维”“柱”,琮母体的中通的筒状物,以及贯通的琮射孔,完全就是一个旋转的轴心,而这个轴心,无疑就是如凌家滩刻纹玉版八角星纹“天极”的所在。良渚文化玉器未见八角星纹,但是良渚文化原始文字中,八角星纹却是主角。在江苏澄湖古井陶贯耳壶上,有一组由五个图符组成的原始文字,首字即八角星纹,接着是一条长横线,形似解释概念的破折号,然后是包括豪华安柄钺在内的三个象形图符,寓意深邃。

关于良渚神人兽面像,《结晶》以系统的图像演变逻辑提出新解读,认为所谓“鸟兽合体”图像,表现的是神鸟驮负神兽,并非二者合体,反映了当时的宇宙观和相关神话;兽面表现的应该是虎,即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神人”是人和鸟的结合体,是“人面神鸟”的统治者获得驮负天极神兽的能力。这些新解比略显简单的“神人”“太阳神”,甚至“神祖”等解读,要丰满一些,在图意探索上更进一步,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

另外,“鱼鸟之变”也是《结晶》的重要内容之一,颠覆了我们对一般彩陶的读识。《结晶》从探索良渚文化蜷体鸟源流出发,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内讨论鱼鸟组合图像,指出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盛行的鸟纹,多以鱼鸟组合的形式出现,还表现为同为卵生的鸟,在鱼体内完成孕育、生长,再从鱼体内飞出的场面,可能具有繁育生长的吉祥内涵。作者进而推测,在浙江海盐龙潭港宽把杯的杯身上,刻画了两条蛇身动物,体内有卵形小圆圈,良渚文化蜷体鸟纹身体内外常见的螺旋重环和圆圈,其实也是形态如卵,因此良渚文化蜷体鸟纹表现的,可能是鸟在水生蛇身动物中繁育诞生的主题。之前有学者曾讨论过,从河姆渡文化所谓“双鸟朝阳”,到良渚文化鸟立高台图符的“卵生”的象征性意义,较之以往,《结晶》的阐释显得更为宏阔。笔者认为,结合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缸内填刻的多个圆圈图符,其所表现的含义不会是纯几何形式的装饰。

《结晶》最直白、最精彩的论述,是关于良渚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贡献。书中指出,神鸟协助天极和天极之神运转、神王与天极之神互通等宇宙观,在龙山时代仍广为传播,而且还普遍出现了天极之神的人格化,尤其是江汉地区肖家屋脊文化和陕北石峁社会的领导者,明显以良渚为榜样。良渚早期国家,是各地区撞击和熔合的灿烂结晶,其榜样作用,对距今4300年至3800年孕育夏王朝的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书中对良渚文化进行了高度评价,并认为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良渚的“榜样”形象会越来越清晰,并会改变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整体进程和模式的认知。

其实,根植于太湖平原核心区域的良渚区域文明,并非自古以来形成的天纵优秀的胜利,而是周边各地区在经济模式接近、观念意识形态趋同和认同的背景下,经过密切交流和充分发展,最后形成的一个爆发式的文明共同体。良渚文明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和所在的良渚古城,至少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早中期阶段,还是一块很不热闹的处女地,直至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各路精英才齐聚近100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人和”是迈入文明时代过程中最大、最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就是社会和观念的质变,才导致文明的迸发。

近些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有三点: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个文明社会达到标准的背后动力,是观念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也就是《结晶》讨论的主要内容。《结晶》指出,正是如良渚这样的观念意识形态传统,“完成了宗教凝聚大规模人群和构建国家级别社会组织的精彩实践”,点出了观念与文明研究的本意。

《结晶》作者李新伟是研究中国史前考古、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的大家。他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就曾以良渚文化分期作为研究题目,先后到过吴家埠工作站、桐乡普安桥发掘工地等地。1995年,他第一次到良渚,在瓶窑工作站住了一周,观摩典型陶器。此后,他不断学习良渚文化的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在该领域有着长期深厚的积累。2018年,为配合良渚申遗,我们出版《良渚玉器》图录,李新伟欣然以“温故知新”作文推荐。前些年,我们在他的帮助下,参与他主持的玛雅科潘遗址发掘项目,深刻感受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内涵。此后,我们组织开展了“世界古文明译丛”工作,李新伟又以《大九州: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性》为题撰写总序,提出“用恰当的文明形成标准认定我们独特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这也代表了很多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心声。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如良渚成功的政治实践的背后,可以看到必定是系统的观念和宗教信仰在支撑。李新伟曾说,在写作《结晶》过程中常怀敬意:“细观器型方圆、纹饰连蜷、神目偾张、獠牙突兀的精微之处,在机缘闪现之际,心中生出般若,思绪如万千旋云中的飞鸟,与乘兽神王悠然意会。”致广大,尽精微,作者的学术情怀和精神尽收其中。这不仅是一本关于良渚的学术新作,更是一部文字优美的好书。

(作者:方向明,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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