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立法司法实践中的民生情怀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法之争考论

李公羽

苏轼与王安石在变法政策中的对立，已广为人知，但司马光尽废新法时，苏轼为什么又坚决不同意？研究这个过程的论争，可以充分展示苏轼为民谋利、实事求是、不惧权势、不惟法条的情怀，并且彰显苏轼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法以便民、稳健改革的立法司法原则。

元丰八年（1085），67岁的司马光除授门下侍郎（副宰相），即力主废除王安石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并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苏轼、苏辙等召回朝中。

随后司马光被正式拜为宰相。元祐元年（1086）二月六日有诏，实行司马光政策，恢复差役法。王安石新法中十分重要的，自熙宁四年（1071）在全国实施15年的免役法，被全面废除。一直坚持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苏轼，此时却又坚决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特别是对于废止免役法，他一反历来温良恭让的谦谦之风，情绪激烈，言辞犀利，再三与同僚论争，向皇帝进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王安石变法，将此前的差役法（又称职役法、吏役法），改为根据差役轻重，按照民户等级的高低，即按田亩、丁壮的多少而定，同时，也可以出钱而不出人，因而称为“免役”，官府收民间所纳之钱雇人充役，即是“募役”或“雇役”。

当年差役分两大类, 一类是州县吏，即州县府衙的杂事差遣，“衙前”职役，负责官府财物保管运送，配合州县府衙执行各种政令；二类是乡役，即农村基层政权中催征赋税等具体职责的执行事务。“衙前”是宋代诸役中最为苦重的，对民众骚扰尤甚。由于管理、运送官物时产生的费用要当役者自备，中途损失要当役者赔偿，经常引发民众不满和反抗，甚至影响到政权统治。司马光认为免役法是制造贫困、威胁国家安定的严重弊端，强烈反对王安石推行的“雇役”，力主恢复原有的“差役法”。朝廷为此专设“详定役法所”，着朝奉郎、中书舍人苏轼办理此事。

苏轼后来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记叙：“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公疾益甚，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可见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力推免役法，深恶痛绝，不除此害，死不瞑目。

元丰八年（1085）二月，赵煦8周岁即位，是为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十二月，时任朝奉郎礼部郎中苏轼作《论给田募役状》，即是向少年君主告知，又是向太皇太后提示，详细介绍当年役法施行的背景和初衷，并提出实施方案：“臣窃见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而有司奉行过当，通计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先帝圣意固自有在，而愚民无知，因谓朝廷以免役为名，实欲重敛。斯言流闻，不可以示天下后世。臣谓此钱本出民力，理当还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圣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见其积，未见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当追探其意，还于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无知之词，以兴长世无穷之利。”[1]神宗煕宁初年用王安石推行免役法，本意是“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而且是分类实施：应当服役的较富裕人户，如不服役，可按等第出钱，即“免役钱”；其他坊郭等第户以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等，原不出役，现应出钱，即“助役钱”。此外，各户所出均增收二分，“以备水旱欠阁”，此即“宽剩钱”。当初对百姓收钱时所说，一是不超过二分，二是灾年伤情时可予以返还。但后来执行过程中，不仅层层码，最高达到十分之四五，而且运行十六七年了，“常积而不用”。百姓怨声载道，认为朝廷“以免役为名，实欲重敛”。苏轼认为，“此钱本出民力，理当还为民用”，这样才能“兴长世无穷之利”。同时，苏轼还就如何散钱于民，提出十二条具体建议。

苏轼认为，神宗采取王安石免役法的本意，是“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

苏轼认为：“此钱本出民力，理当还为民用。”

次年，元祐元年（1086）二月六日有诏，免役法全面废除，恢复煕宁前的差役法。苏轼“与执政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4]一再与朝臣争论，阐述神宗当年深意，要求不要全部改回。但终无结果。

五月二十五日，苏轼在开封作《乞罢详定役法札子》，继续论述近期“论招、差衙前利害”，各方偏执，坚守所见。苏轼强调，“衙前招之与差，所系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招，即出钱招募，行雇役之法；差，是摊派差使，行差役之法。是招是差，苏轼与众臣意见截然不同，并不“随众签书”。因此向皇帝上书，诉说“衙前”杂事差遣一事，不仅是役法一事，而是朝廷“利害至重”，民生攸关，请求早日停止此事。苏轼受命任职“详定役法所”，与本单位和其他方面官员就役法之事商议，也频频遇阻，没有人敢于逆朝廷大政而随和苏轼。他只好向皇帝上书，再三强调、反复论述：“衙前可雇不可差”，正面反对司马光停止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反对恢复差役。

随后，苏轼再上书《申省乞罢详定役法状》，承认自己“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盖缘所见偏执，是致所议不同”，但仍盼望“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异论，即乞早赐罢免详定役法差遣”。

六月，苏轼再上《论樁管坊场役钱札子》，就政府事业性财政收入提出统一保管、监督使用：明确要求：官府衙前酒坊酒务转让经营权所得收入“坊场钱”，官府在江河渡口所收的民间货运交通税费“河渡钱”，城镇居民和农村单丁户、女户以及官家、僧尼等不服官役者所出的“助役钱”，酒类专营的“量添酒钱”等，一律统一储存保管，政府定向使用。

同月，苏轼又作《论诸处色役轻重不同札子》，具体论述各种差役的详细情况：“各随本处土俗事宜，轻重不同”，难易各异，不能“一概立法”、一刀切，一要区别对待，二要从重至轻，“将最重役从上差拨”，根据家产、人丁等情况划定等次，最上等则要承担最重差役。

七月二日，苏轼又上《再乞罢详定役法状》，向皇帝表示：先前“曾奏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请罢免自己的“详定役法”，圣旨不许，已经月余。近日又遭吏部尚书批驳。自己感到，“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若不罢免，自己无法执行圣旨，无法工作，请圣上早赐罢免，愿意承担所有“违圣旨之罪”。

同月，在苏轼一再请求下，“圣旨依奏”，苏轼又作《申省乞不定夺役法议状》，表达心情，不再赴“详定役法所”签书公文，履行公事。

此事本已成功完结，但苏轼于八月四日再状奏皇帝，作《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感谢圣上“惟善是从，免役之法，已尽革去”，同时再次直言，痛斥青苗法弊端：“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力陈青苗法之祸：“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元祐二年（1087）正月十七，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奏《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其二，以两千多字篇幅，向皇帝诉说刚刚过去的庙堂之争，招、差利弊，解释自己为何激烈反对司马光尽废王安石新法，“不避烦渎，尽陈本末”：前年自登州召还朝中，始见故相司马光，论当今要务，苏轼说：“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轼指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载苏轼原文：“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当年反对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在司马光全盘清除废止免役法之时，又坚决反对，都是有自己独到考虑，是为百姓利益着想的。苏轼在役法兴废事件中的观点与作法，至少表明了五个方面的理念：

第一，不能因人兴事，或因人废事，王安石新法在不少方面伤及百姓利益，但不能因此而全面否定；司马光采取一刀切方式，全盘皆翻，也是不对的。

第二，任何制度政策的制订与推行，都要权衡利害，综合考量对社会、对民众的影响。

第三，有些政策法令的选择与调整，不仅要考虑政策法令自身带来的利弊得失，还要评估社会民众的接受能力与接受程度。

第四，即便是必须推进的改革方略，实施时也要“事有渐”，循序渐进，稳健改革，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使民众了解政策，明确方向，心中有数，稳步推进。

第五，如果不是十分急迫重大政策调整，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能不变则不变。苏轼早年在《策略三》中就曾经说过：“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明确地提醒政策制订者，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政令多出，不要折腾。

这些理念的核心，是充分尊重民生民意，全面考虑百姓利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新时代推进各项改革事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载《海南人大》2024年7月。作者李公羽：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