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店长遭男顾客三次咸猪手：“耍流氓很清醒，被戳穿装醉酒”

深圳市南山区一家餐馆内，一位女店长遭男顾客三次咸猪手的事情引发舆论关注。按照女店长的说法，她起初以为男顾客不是故意的，“第三次”才忍无可忍，所以才追出门去指责了他；然而吊诡的是，男顾客的朋友却告诉女店长“他喝醉了”，对此女店长强调，当时男顾客走路并没有表现出喝醉的样子（双方对峙时，男顾客“装作”往后倒了一下，女店长认为男顾客是装醉），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从流出的监控视频也能“看得出来”。

要知道，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很难说男顾客是喝醉还是装醉。只能是基于女店长的说法和流出的监控视频进行先入为主的判断。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不管是男顾客的朋友，还是被咸猪手的女店长，都好像默认了喝醉状态下的咸猪手可被原谅，甚至放眼到更广阔的事例中，也好像存在这样的认知。

以至于在喝醉和装醉之间，就天然存在耍流氓的空间。之所以这样强调，并不是否认酒精可致使人行为失当的基本原理，而是我们需要明确，就算一个人在喝醉状态下耍流氓，也是要受到惩罚的。要不然，当喝醉成为耍流氓的免罪牌时，装醉就会成为耍流氓的辩护词。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逻辑是，在认同酒精可致使人行为失当的基本原理下，我们需要追认前置的责任。就如同现阶段对醉驾的惩罚一样，与其说是对醉驾的惩罚，不如说是对醉驾的轻视或无视进行惩罚（不管是否造成坏结果）。

这个道理说回到喝醉耍流氓的行为上，其实就是：如果一个人喝醉后大概率会做出不适当的行为，那么最好不要喝醉，或者喝醉时要有监护人，否则就需要对喝醉状态下的不适当行为负责，具体怎么处罚，可根据伤害度、破坏面、影响力进行定性。基于这个前提，显然装醉作为托词的逻辑就瞬间坍塌了。

另外，在具体的反耍流氓实践中，被侵犯的对象（女性居多）除却顾虑个人感受，还可能考量利益得失。就以女店长来讲，其实在男顾客“第二次”咸猪手后，她就已经明白他是故意的，但策略上却选择了“躲着他”。就此女店长直言：“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不想影响到我店里的生意、影响到别的客人。”

在某种意义上，女店长已经算是做到最大限度的容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次不说，二次不提”。当然这里面也存在判断上的延迟，也就是“第一次”后，女店长确实不好作出准确判断，至于“第二次”后，在基本上确认的情况下，采取的也只是“惹不起你，我就躲起”的“识时务”策略。

平心而论，女店长在面对男顾客的三次咸猪手时，各个阶段的表现可以说是“很标准了”（主流评价）。如此强调，其实是很扭曲的，因为在耍流氓事件中，当我们最终只能退到受害者该怎么做更好的时候，就意味着侵犯者注定不会就此收手。

于此在看待耍流氓的行为时，就算要兼顾喝醉状态去平衡性的审视，但是为避免装醉的横行，那么在考量喝醉之于行为失控的方面，就需要更为审慎，起码不该把这个难题直指受害者。毕竟，真正该面对这个问题的人是侵犯者，因为自己是喝醉还是装醉，只有自己最清楚。而只有在惩治层面上做到这样的审慎，在喝醉和装醉之间，才不会生出狡辩之词。

与此同时，有人提出男顾客之所以会多次咸猪手女店长，就在于前两次得手后女店长没有反抗，所以认为女店长“同意”了男顾客的咸猪手。坦率地讲，提这种问题的人很是令人讨厌，但是问题本身却值得玩味儿。

我们很清楚，在语言上，同意至少有心理上的同意、事实上的同意、规范上的同意等多种含义。但是对于一件事情的看待，同意并非单纯的事实，或主观的感受，其中还包括一定的社会评价。如此来看，显然“女店长没有反抗”等于“女店长同意”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既定的事实是，男顾客跟女店长不熟，所以他的行为怎么说都是不对的。甚至哪怕女店长从始至终都没有察觉出来被冒犯，那么单纯的以监控视频审视，男顾客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对于耍流氓的行为来讲，它更在于基于客观事实（男顾客和女店长不熟，所以“触摸行为”就是咸猪手）的评价，而非是受害者有没有及时作出反抗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