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洋和妻子与孙卓“认亲”之后，“追责”再次成为这场悲剧的核心议题。不过就媒体释出的碎片化采访来看，孙卓对于“追责”养父母的态度值得玩味。要知道，无论孙卓表示“没有对养父母产生过恨意”，还是他强调“如果养父母被判刑我会生气”，其实都指向“不希望养父母被判刑”。
实际上就过往的拐卖案中，绝大多数被拐孩子在得知真相后，都跟孙卓的想法差不多。因为对于被拐孩子来讲，如果养父母对他（她）们很好，主观的感受上确实就是把养父母当生父母看待。所以出现“认贼作父（母）”的情况，也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儿。
因此在看待被拐孩子的态度时，就需要以个人成长的视角去理解，而非是以生父母的立场以及公共立场去看待。之所以这样强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放过养父母，而是在审视被拐孩子的态度时，要给予既定的主观空间。
至于公共立场中的“拐卖儿童，买卖同罪”来讲，它本身的立足点在于彻底打击拐卖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言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说到底，如果孩子找到了，生父母就选择原谅养父母，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即视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是否“追责”养父母的问题上，生父母确实也会面临困境：一边是孩子的深切祈求，一边是公义的必须严惩。这种情况下，作为生父母到底该如何选边站，这其实也是比较无奈的事情。
如果选择站孩子，公义的严惩力就会被削弱；如果选择站公义，亲子的融合上就会受影响。总之无论怎么选，都好像是会有遗憾。但是回到生父母的立场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为了孩子最终选择隐忍。这使得“买卖是否该同罪”注定端不平。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需要让被拐孩子在能理解是非曲直的年龄时，作出较为公允的评判。起码要让养父母知道，他（她）们对不起生父母。在这个问题上，就算被拐的孩子也是受害者，也应该有这个义务去弥合，要不然生父母的“寻亲”显然就是一厢情愿。
但是这却主要依赖被拐孩子的觉解力。如果被拐孩子在逐步的成长过程中，能从社会性的视角出发去看待悲剧因果，并且也有愿力去弥合生父母所遭受的创伤，那么“私域的选择”就可能跟“公域的正义”走向共振。
只可惜，如此的设定多半是不容易实现的。我们比较容易想到，孙海洋和妻子很希望孙卓立马就跟他（她）们走。但是回到现实中，起码就眼前的考量，孙卓留在养父母这边还是最合适的（孙海洋着重提到“教材”的不同）。
另外如果“买卖同罪”无法强力落实，那么法理层面是否该提升对应的严惩力度，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给生父母谅解的权限，这本身就是在给被拐孩子反向亲情绑架的机会。
简而言之，如果法理层面不给生父母谅解的权限，并且默认养父母就该为自己的买子（女）行为付出代价，其实也是对生父母让步层面的解压。毫不夸张地讲，就因为孩子的深切祈求，就让生父母去原谅养父母，这本身也是残忍的行为。
所以在具体的法理实践中，如何平衡这种失衡的选择，也是需要给予考量的。因为我们始终要知道，生父母是受害者，被拐孩子是受害者，养父母是加害者。如果就因为养父母跟被拐孩子存在情感关系，就要让生父母强力隐忍，这或许并不符合既定的正义，无论是私域中，还是公域中。
只是吊诡的是，在过往的讨论中，无论是舆论叙事，还是当事人陈述，始终都是以“一切为了孩子”展开。这使得“认亲”和“严惩”就会走向不确定性，而对于生父母所遭受的痛苦和养父母所犯下的罪孽，往往会走向“稀里糊涂”。
当然也会存在特殊情况，就比如：被拐的孩子在养父母家成长的很好，而在生父母家可能会因家庭因素成长得不好。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孩子怎么选择是一回事儿，生父母“追责”养父母又是另一回事儿。
不得不承认，即使再怎么强调“一切为了孩子”，也还是不能忘记“合法性”的存在。所以在处置养父母的问题上，如果情节过分恶劣的情况，法理层面是否可以考虑对被拐孩子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这也是打拐善后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因为只有更全面地抚慰，才可能迎来更彻底地打击。要不然，“一切为了孩子”就意味着“还要有孩子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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