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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技太好!周迅曾为留住他把自己的房子免费给他住,却遭拒绝…

饭圈瓜姐

2021-06-15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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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功,不是削尖了脑袋往名利场里钻换来的,也不是出卖自己得来的,更不是费尽心机钻营关系换来的。不管是早些年那次不算成功的北漂,还是在名利场和昆明的真实生活之间候鸟般的迁徙,王砚辉始终没被「外面的世界」同化或是改造。

文|卢美慧

编辑 |姚璐

摄影 |吴明(除特殊标注外)

一碗米线

让王砚辉卸下防备的是一碗云南过桥米线。

在米粉界,过桥米线在风头上要远逊于味道浓烈的螺蛳粉、桂林米粉、常德牛肉粉等各方霸主,但在事事崇尚自然本味的云南,过桥米线以其天然和鲜美,并不缺少拥趸。

王砚辉是其中之一,并身体力行地担当着这碗米线的推广大使。这些年有新戏或合作找来昆明,第一站多半是这碗过桥米线。

「入门坐定,叫过菜,堂倌即在每人面前放一盘生菜;一盘生鸡片、腰片、鱼片、猪里脊片、宣威火腿片,平铺盘底,片大,而薄几如纸;一碗白胚米线。随即端来一大碗汤……把生片推入汤中,即刻就都熟了;然后把米线、生菜拨入汤碗,就可以吃起来。」汪曾祺盛赞过桥米线,「鸡片腰片鱼片肉片都极嫩,汤极鲜,真是食品中的尤物。」

王砚辉完全懂得如何享受这一尤物,不紧不慢将各种生肉片下入沸着鸡汤的砂锅碗,搅弄几下后,舀一勺鸡汤送到嘴边。吸溜完这一勺浓浓的鸡汤,演员王砚辉才变成昆明市民王先生,年方51,事业嘛,小有所成,家庭嘛,还算美满。从北京追来的记者想探索探索他的内心,他也不那么抗拒了。

米线店老板杨铮是王砚辉的老朋友,两人曾是云南省话剧团的同事,但杨铮后来选择下海经商。他很得意地说起有一回,王砚辉在「外面」吃过一次隆重的宴请,回来跟他学,桌上的菜都放了干冰,白烟飘得到处都是,「那是人吃的吗?」——「外面」是指昆明以外的疆界,也可以笼统称呼王砚辉作为「演员、明星」的那一部分生活。

作为演员的那部分,自2006年曹保平处女作《光荣的愤怒》中阴险狡诈的村长熊老三开始,王砚辉出演了《李米的猜想》中为生计所苦的毒贩裘火贵,又在《烈日灼心》最后的录像带片段以杀人犯三分钟自白封神,接着在《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风平浪静》等多部电影中担当角色。这个六月,王砚辉有《了不起的老爸》《热带往事》两部影片上映。总的说来,这些年事业上顺风顺水,同行赞叹,市场肯定,观众追捧。

《李米的猜想》

但半个身子卷在名利场中,王砚辉始终没能很适应演艺圈那部分光鲜亮丽的生活。他有时候会跟杨铮嘀咕,早些年一起拍戏的演员谁谁谁又迷上了高尔夫,还叫他一块去,「好好演戏不行吗,谈什么高尔夫,这是不是有点飘了?」

在北京拍摄《人物》封面这天,被人簇拥着到了影棚,王砚辉的开场白是,「咦?这次感觉北京怎么那么陌生?」化妆,他不愿意,换衣服,也不愿意,工作人员追着他确认接下来电影首映礼和电影节红毯的事宜,「什么红毯,不去不去,跟我啥关系?」

私下里的王砚辉不似电影中那般凶悍,顶个圆圆的肚子,脸也圆圆的,两侧下巴坠着两个肥肥的肉坨,最后妆也化了,衣服也换了,照片拍得不赖。大家在拍摄现场开玩笑,他这属于习惯性的「猛虎撒娇」。

几天后,正式采访在昆明吃过那碗过桥米线后开始,「北京太大了,反正就觉得不真实,我不能在那里呆太久,你看昆明,什么都没那么快,慢下来人就能踏实一点,我觉得我可能离不了这个。」

迁徙

那天吃米线之前,为了略尽地主之谊,王砚辉先开车带我在昆明转了一圈。第一站是滇池边,五月的昆明,阳光猛烈,水波温柔。王砚辉很是遗憾地说,「你要是冬天来就好了,水面上都是海鸥,到处都是。」

这段时间人们都关注着北上的大象。大象结伴游荡,一天天靠近昆明,很难忽视这长途跋涉背后那层超现实的部分,王砚辉每天追着看,「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滇池边的海鸥是另一个浪漫的迁徙故事,每年的11月,总数超过两万只的海鸥会从酷寒的贝加尔湖出发,经历大约30多天的飞行,来到3000多公里外的滇池过冬觅食。

我们还聊起西南联大,这是昆明更著名的一个关于迁徙的故事。民族危亡的硝烟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群星闪耀时。山河破碎,是昆明容下了那个年代最后几张安静的书桌。

大象流浪的方向,西伯利亚海鸥停歇的地方,一代知识分子风骨和浪漫精神的栖息地,林徽因写,昆明是一座「天气晴朗、熏风和畅、遍地鲜花、五光十色的城市」。

但这样一个地方,在王砚辉的人生中曾尝试过与之分别,那是1994年,已经成为云南省话剧团骨干的王砚辉觉得自己应该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当时正好有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机会。

那个年代,昆明到北京的火车要开三天三夜,「云南离首都太远了,三天三夜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如今,那段经历残存在王砚辉记忆中的更多是自己的紧张和自卑,「我印象特别深,九几年,到北京去观摩什么东西,怯生生地、悄悄地还不好意思。」他跟同学去中央戏剧学院参观,在东棉花胡同校门口,当时特别想跟中戏的招牌合影,但又不好意思,趁着保安不注意,「照张相,都看成是神了」。

王砚辉说自己是没什么野心的人,对于西南边陲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当时只是本能地想出去看看,离开昆明时,父亲问他是不是已经想好了,「我说我想好了,你让我出去看一下,是神是鬼我也看一下,我也死心了。不然我老是,真的在思维里面就是觉得电影学院里面身高都是1米85以上,声如洪钟,帅的就是一出来就疯了那样,被吹得已经是(神乎其神),我就得去看看。」

到了北京,发现人家也没有吹,周围很多都是中戏、上戏的毕业生,成绩又好,长得又帅,混在里面的王砚辉被巨大的自卑感笼罩,「就是你根本没法儿跟人家比,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排一个戏,我们话剧团去,谁演啊,根本没有这样的演员。真是觉得自己一坨屎都不是。」

那段时间前后,北京组织全国文艺团体进京汇演,于是杨铮跟着云南省话剧团到了北京,当时团里的差旅只给五天,杨铮想在北京多呆几天,又没有钱,「就跟王砚辉在一块儿白吃白喝白混,跟他睡在一块儿,在一块呆了十天左右。」

杨铮完全理解王砚辉提及的自卑,「当时我们住在中央戏剧学院演员招待所,天天住那,很多北方的孩子,男孩,长得特别漂亮,那种刀斧剁砍一样的」,杨铮指着下巴的位置,「这儿还有一个缺的那种美男子,留了胡子剃了剃,说话的时候,真的是字正腔圆,请你吃个饭都是戏剧腔,真的是没法比。」杨铮当时心里嘀咕,人家都漂亮成这样了,还在北京漂,「在我们看来外型已经很牛逼了,超级牛逼了,我们当时在人家面前跟个鹌鹑一样的,又瘦又小,云南来的对不对。」

那次进京给了杨铮重大的打击,当时话剧市场也不好,回到云南,杨铮经历了一番挣扎,最终选择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丢到脑后,「回来我就说没法干了,就人家那种还在北京漂,50块一天,30块一天,有个盒饭,那我还有啥希望?」

回首往事,杨铮觉得抛开天赋和运气那些命运玄妙层面的因素,王砚辉能出来很关键的一点是,他坚持了下来。那次回云南王砚辉也跟他一起返乡,他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两个人身上一共就5块钱,买一碗泡面,热水打到满,这样可以多喝几口汤,三天三夜的旅途,就这么一路熬过来。「我们一拨四五十个演员,只有他一个出来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比他演得好的有,比他牛逼的有,但是都没有坚持,就走掉了,就改行了。人家坚持,你没坚持,人家开夏利,人家吃盒饭的时候你在哪?」

《风平浪静》

失败的厮杀

虽然窘迫,但90年代的北京还是带给当时的王砚辉不少光亮,「穷并快乐着」。那个时候的北京戏剧圈,继续着80年代的余温,各种先锋戏剧大规模涌现,这让先前在云南只能排演一些主旋律剧目的王砚辉着实开了一番眼界。漂在北京的文艺青年们普遍被一种变革和颠覆的热情所笼罩,王砚辉记得当时一个空政话剧团的京剧导演,也导了一部现代戏剧,「最老的大领导,最先锋的剧,在北京演一场就轰动。」

过了20多年,王砚辉还记得戏的名字是《WM》。这部戏聚焦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荒废的青春和苦闷的现实,一代人不知去往何处的故事,首演于1985年,最开始的剧名是《我们》,改名还有一段小故事,「『WM』不仅是『我们』的拼音缩写,还代表着两个倒立直立的人,象征着人的倒置和复归。」

回忆起来,那时候的北京精彩至极,有先锋戏剧,有地下电影,还有特别带劲的摇滚乐,但这些精神上的养分解决不了生存上的困难,进修班的同学周葵觉得后来王砚辉在电影中呈现出的凶蛮质感,是表演技术和光影手段制造的魔术,在他的记忆中,「年轻时候王砚辉是个很懒散、很柔软的一个人,而且他承受能力的话,不太行。」

周葵形容当时的日子,「前途渺茫,看不到什么希望。」事实上王砚辉在进修班成绩很好,同学老师都喜欢他,周葵记得他们一起合作过一个独幕剧,只有30多分钟,但整个演出下来,台下掌声响了一百多次,「完了回到宿舍,他妈的连吃的都没有,泡包方便面,边吃边掉眼泪就是王砚辉。」

王砚辉是铁路子弟,小时候在昆明火车站附近的家属院长大,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铁路系统又是个封闭的王国,从小到大没怎么吃过苦。所以是到了北京之后,王砚辉才真正知道生活的不易。这种生活上的艰辛加上不被接纳的酸涩,造就了那个时期王砚辉分外敏感的性格。

毕业大戏的时候,同学们热热闹闹凑在一起,准备散伙前的狂欢。那个戏王砚辉表现得很好,但到庆祝的时候,他又不见了。周葵想这小子肯定又躲起来哭了,结果果不其然,在他们八楼住处一个通向天台的楼梯,王砚辉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吧嗒吧嗒掉眼泪。

毕业后周葵转行当编剧,王砚辉等演戏的机会。两个人一起租过三次房子,为了省钱,用一个酒精炉子煮饭,把住处都给熏黄了。他们住过一个地下室,夏天外面30度,地下室里恨不能40度,有次两人光着膀子,还是吃泡面,吃完以后把方便面碗给摔了,「大哭,两个抱头痛哭,不知道北京到底能不能留我们。」

后来周葵慢慢挣了钱,买了车买了房。但性格中的被动让王砚辉的北漂生涯呈现出一种听天由命式的消磨,他不懂怎么去跑组,怎么去推介自己,怎么跟导演搞好关系,好不容易经朋友推荐进了一个剧组,都要签约了,临时被通知不要他了,换了导演的熟人。但当时不被选择带给王砚辉的往往不是愤怒,那种由西南边陲进入花花世界的卑微感受让他习惯了自我矮化,「我就觉得到了北京自己是劣等的,到了电影学院以后人家是本科生,是骄子,我们都是二皮脸混的。人家不选我,可能就是自己不行。」

周葵记得有次王砚辉喝多了,自己开车送他,「喝多了他就闹,在车里乱挥胳膊,我说我他妈开着车呢,你闹什么闹。结果他一下就绷不住了,你他妈当编剧了,怎么了!了不得了!」

这是周葵记忆中王砚辉最为压抑的一个瞬间,生活中王砚辉是个没什么脾气的人,他们进修时候,有个同学被骗了很多钱,这个同学就找到周葵和王砚辉,让他们俩假装约对方出来谈项目,周葵觉得这事儿有意思,跟那个人一顿乱侃。后来同学带着警察过来,把骗子抓走了,王砚辉呢?「他都吓傻了,一句话都不敢说。生活中就是个怂人。感觉很凶猛的样子,其实是个纸老虎。」

所以那次在车上的发作,周葵觉得王砚辉应该已经逼近极限,他在北京没什么朋友,只能跟自己发泄。

这样消磨到了1999年,王砚辉30岁,当时他接了一部朋友的新戏,但发现即使接到戏自己也不开心。前路依然望不清楚,但王砚辉始终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那一年北京城的人们都在欢欣鼓舞地迎接新世纪,王砚辉拒绝了朋友的戏,打包行囊,回到昆明,结束了自己生命中第一次不大成功的迁徙。

总结离开的原因,王砚辉说当时自己感觉要被北京吞噬了,「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10年之后,拍摄《李米的猜想》期间,曹保平、周迅一帮人轮番劝他,「来北京吧」,周迅当时跟他说,自己在北京有空着的房子,可以免费给他住,但是王砚辉拍完戏,最终还是选择回到昆明。

他说,早些年在北京厮杀给自己留下了心理阴影,北京在他心里是一座具有强烈「厮杀感」的城市,「还有就是我有个烂毛病就是,我不愿意麻烦别人,我觉得人家那么好地对待你,你火了你可以报答人家,万一不火呢?我对自己是一个极其没有信心的人。周迅说的,你住我这儿吧。万一自己住几年啥也不是,被人家轰多难受。」

《人物》采访前的某天,王砚辉去看了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知识分子的风骨,青春之中国的壮怀激烈,都让王砚辉觉得心潮澎湃。但《九零后》里最打动他的一个瞬间,他想了想,是旁白中汪曾祺写过的一个句子——「我想念昆明的雨」。

《无名之辈》

光荣的愤怒

回到昆明,王砚辉舒展开来。他去翠湖边跑步,到滇池边看海鸥,跟老朋友们喝酒。杨铮有时候觉得王砚辉特别酸,「王砚辉有一次跟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昆明是金色的,真是金色的。阳光洒下来,地面,天空,和你所看到的都是金色的,特别漂亮,现在没有了。」

开车绕着昆明巡游,王砚辉也懊恼地说起这种消逝。几乎不可避免的,集体意志和商业规则的双重合谋,让单一粗暴的审美观无孔不入地同化和侵蚀着这座城市,地产商铲平一段记忆,盖起跟其他城市看不出什么分别的高楼,或者滇池边上那些不知道被什么人瓜分的丑陋建筑,都让王砚辉感觉生气。但同时他也觉得昆明在这持续的被驯化和改造的过程中,始终有它的独特。这信心来自那一碗米线,也来自昆明的云雨和草木,虽然小时候不少熟悉的巷子和小路在消失,或者被换上丑陋的名字,但是只要用心发现,昆明很多可可爱爱的地名还是保留了下来,这些名字中有流逝的时间、古老的传说,或者单纯只是叫起来可爱,比如「豆腐巷」,「象眼街」,「猫猫箐」。

当然也不只这些文艺小清新,我们开车经过昆明一家戒毒所,王砚辉介绍说有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戒毒所,他用很敬佩的语气说起云南那些缉毒警察。还有他从小待到大的昆明火车站,对一个孩子来说,火车站是太精彩的地方,地痞、流氓、小偷、穷的富的、逃亡的罪犯、传说中的黑帮大哥。火车站也收容着各种情绪,上学时谈恋爱,女朋友的火车开动了,王砚辉追着火车跑,「那眼泪飞的,情深深雨濛濛」。总之昆明的生活,是多样的,丰富的,在偏远和舒缓的节奏中保留了生活的细节和世界的参差。

王砚辉的朋友里有杨铮这种自己做生意做得不错的,也有人干脆不工作,天天喝酒打牌,日子过得也挺美。他还有个同学是监狱警察,一辈子兢兢业业,见识了各种罪犯背后的人生。他老想着,以后如果有机会演狱警,这个同学简直是本天然教材。

试图理清王砚辉表演中那种特殊质感的由来,在昆明的生活本身或许才是各种体系和方法论之外,那个最接近和生动的回答。

机会几乎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曹保平导演自己第一部长片《光荣的愤怒》,当时片中的熊老三一角已经面试过不少演员,但曹保平都觉得差点儿意思,因为想用云南方言拍摄,剧组到了昆明,就在云南选起了演员。

当时王砚辉的心态是,一般剧组拍摄,都会在北京把盘子码好,主要角色肯定都已经定了,「那下来以后就找点边角废料的那些演员,就是有几句词,我以为就是这样。」

王砚辉至今都钦佩曹保平当时的直觉,他笑眯眯地回忆,「我之前没演过坏人,那时候都是演什么,解放军,警察,小战士,都是帅气的正面人物。」

工作起来曹保平很严肃,第一次见面,他让王砚辉回去准备一下,第二天试一下熊老三。王砚辉一夜没睡,开着自己的小夏利,在昆明的大街上茫然不知所措。最终想明白怎么演是开车遇到一个红灯,王砚辉觉得可能当时上帝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顿悟」。

后来跟一些演员交流这个瞬间,没几个人相信。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解释是,王砚辉演戏有个习惯,特别喜欢琢磨剧本之外的东西,为什么熊老三会那样凶残狡猾,这个人物的基础是什么,剧本上没写这些,王砚辉就自己脑补了一副画面,熊家老爹临死之前,把几个儿子叫到身边,老大嗜赌,老二贪财,老四好色,没一个顶用。只有熊老三掌握着村里的最高权力,只有他能为不争气的弟兄们提供庇护。

天亮了去试戏,试到一半,轻易不表露喜悦的曹保平松了一口气说,「就是你了」。

《光荣的愤怒》至今仍被看作曹保平最极致和纯粹的作品,他用一个偏远村落黑色幽默的故事,书写了一则关于中国社会某种程度上几近无解的寓言。熊老三是牵系种种无解的症结,王砚辉必须在表演中呈现出乡村权力模型中实际掌控者那种暗流涌动的阴险,他需要表现出权力所能带给一个人的得意、狠毒与傲慢,也需要时不时透出对于失去权力深深的恐惧,这个分寸不好拿捏,但最后王砚辉「还算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光荣的愤怒》是王砚辉第一部电影,他将其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作品,那之前他的人生中一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是不是能吃演员这口饭?」北京带给他的冲击和挫败,以及骨子里对自己的不自信,让回到话剧团以后的王砚辉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摇摆,「因为从北京回来,你的想法跟周围也会不一样。」但熊老三这个人物,包括曹保平那种极端严格和尖锐的处理人物的方式,「让我觉得,原来我是有手艺的,原来这个行业是技术性很高的,原来我是可以靠自己的手艺吃这口饭的。」

王砚辉很怀念拍《光荣的愤怒》的日子,那已经距离现在17年了。每天拍完后,第二天有戏的演员要全部坐下来捋剧本,没有王砚辉戏的时候,曹保平通常也会把他喊上,「他说你必须过来,你来看对不对,有时候我说不对,我说这句话你看咱们能不能这样?」对于长期不被选择的王砚辉来讲,这样的机会和作业方式,包括有时候曹保平那种相信他能演好的眼神,一切都太及时和重要了。也是在诠释熊老三的过程中,王砚辉自己总结出一套方法,「你得往人上走,不能往壳上走,不能去演那个壳。」

从剧本阶段到开拍再到上映,《光荣的愤怒》经历了难以尽述的曲折,2007年,王砚辉凭借熊老三一角,获得第八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那一年最佳男主是张涵予,女主是余男,最佳女配是陈冲,领完奖大家要去后台接受采访,「他们一去那就是一个个的好多记者就围着,到我就(没人理)。」

后来张涵予招呼他,说《集结号》剧组要庆功,冯小刚也过来问他去不去。王砚辉觉得谁也不认识,没去。

那天夜里,王砚辉感到结结实实的孤独。他给《光荣的愤怒》制片人梁同裕打了电话,「当时在深圳,我一个人住,我给梁大大打了个电话,我说大大我获奖了,你待会儿出来咱们去庆功吧。」

梁同裕记得那天夜里,已经12点了,接到王砚辉的电话。

梁同裕开车找到王砚辉,两个人找了一个大排档,高高兴兴地喝了一瓶白酒。酒喝完了,王砚辉有点儿感冒,心说我这奖杯怎么办呢?就跟老板要了一个塑料袋,第二天用塑料袋拎着奖杯坐飞机回了昆明。

《光荣的愤怒》

「哎呀,我的狗死了」

王砚辉在人情世故上的不灵敏时常让杨铮觉得头大。这些年影视圈的人来云南,通常王砚辉会来一个电话求救,「说兄弟你去你去,我真不灵,搞这事不灵。」

《李米的猜想》那年,拍完以后,周迅、邓超、王宝强、张涵予一群人都在,当时孙俪和邓超还在谈恋爱,孙俪也来昆明探班,王砚辉愁到不行,给杨铮打电话,「你陪陪,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际),我说这个需要什么,你们在剧组怎么弄怎么弄啊,我就陪了一晚上,大伙儿都挺高兴。」

杨铮有时候琢磨,如果自己还在演戏,要是有这人脉,还有啥好愁的。但转念一想,王砚辉的这种处事方式,可能也帮助了他摒弃很多杂念,像话剧团那些老前辈们嘱咐的一样,干干净净演戏和做人。不光是应对演艺圈,生活里王砚辉很多时候也不灵敏。王砚辉至今仍住在买了快20年的房子里,当年买房时跟杨铮买在了一块儿。前两年有天晚上都九点了,杨铮接到王砚辉的电话,说他妈妈过生日,「老太太想见你一面,你来一下。」

杨铮当时就很恼火,在电话里跟王砚辉嚷,「我说宝贝儿,你说咱们那么好的关系,没三天叫我都算了,你提前六点叫我都来,九点?他说不是,我妈想见你。」结果杨铮到他家一看,「人家一家人什么人都没叫,他们一家人,他嫂子、姐姐、姐夫这些,他不太喜欢那种所谓老太太过生日,摆个十桌八桌,没有,就一桌,就是他家里的人,一个外人没有。」

杨铮觉得王砚辉一直是个欲望不怎么高的人,「他还保留着上个世纪那种待人接物的东西。他不爱特别排场,他喜欢最好的朋友叫到家里面来,老婆炒两个菜,包个饺子,开几瓶子他所谓的好酒,喝高兴了就住他家,他认为这是最大的快乐。」王砚辉的太太偶尔会抱怨,他出去参加颁奖礼,一两万的西装,他拿回来就扔到沙发上,儿子一会儿坐上去,儿子下来家里的狗又坐上去。平常在小区里遛弯,就大裤衩大T恤,完完全全一个老百姓。

与这种不灵敏相对的,是王砚辉在某些方面的极度感性。去年疫情期间,两家人凑到一起搭伙吃饭,杨铮特别爱看王砚辉两口子看电视。当时中央六台放一特感人的电影,王砚辉在那儿泣不成声。「他老婆在旁边吃着水果很诧异地看着他,这是假的嘛,你怎么哭了,他老婆游离于那种剧情之外,这是假的嘛,哎呦,拿纸给他,别哭了,别哭了,这是假的。」

10多年前,命运给王砚辉指引过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那时作为业务骨干,话剧团提拔他当副院长,老领导看重他,有意让他更进一步。当时家人都觉得这是条不错的出路,马上要四十岁了,又有了孩子,稳定下来挺好。

王砚辉也在副院长的岗位上安定过一阵子,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副院长做得也不赖,他关心离退休干部,提携青年演员,上上下下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但在话剧团,关于王砚辉最生动的记忆是有次他作报告,台下坐着领导和团里七八十号人,王砚辉走到讲台上,准备发言。

大概刚念出「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之类的开场白,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人高马大的王砚辉站在台上,脸上拼命抑制自己的痛苦,但最终没能控制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台下的人都看傻了,心想王副院长这是怎么了。控制不住也就不再控制,王砚辉哭着对大家说,「哎呀,我的狗死了。」

杨铮绘声绘色地模仿王砚辉当时的反应,五官挤到一起,一脸悲痛欲绝,一个长得「凶神恶煞」的大老爷们儿,在那样一个场合,出了那么大一个洋相。杨铮想用这个小故事说明,王砚辉告别仕途,选择演员之路是一种必然,「又敏感又脆弱,心还软,他这样的人哪能当领导嘛!」

死的这条狗叫「龙龙」,一度是王砚辉的心头肉。龙龙离开后,王砚辉又养了只叫「冰糖」的小柴犬,有时候杨铮看王砚辉跟冰糖互动,那种亲昵,「亲闺女一样」,杨铮时常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五十岁的人了,还能那么简单。

作为朋友,杨铮有时候特别庆幸王砚辉走了演员的道路,「这个是我觉得王砚辉走得特别好的一步,不然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这一辈子就过掉了。天天在办公室想当年,一辈子想当年,想当年我怎么怎么,你们现在什么玩意儿,就会形成全是负能量的一个老头儿。」

不那么绝对的生存方式

最近几年,王砚辉出现在各种叫好又叫座的类型电影中。他习惯在口头上表达谦虚,「就是打酱油,也要做最鲜的那一滴」。

《烈日灼心》结尾那个封神的片段之后,一堆商业犯罪类的剧本找来。如果一部电影中需要一个气场强大的反面人物,王砚辉通常是最保险的那个选择。很长一段时间,王砚辉工作中最大的烦恼是,时间有限,怎么拒绝别人。于是围绕在王砚辉周围,除了一次次对他表演上的肯定,人们也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情绪,王砚辉是不是被浪费了?

《烈日灼心》

周葵是这种观点坚定的拥趸,至今王砚辉的表演,他最喜欢的仍是《光荣的愤怒》,「水了吧叽的东西,他真的不适合,必须得承认这一点。他需要演那种极端的人物,才能放出他的光彩来。」

某种程度上,王砚辉表演上的质感和曹保平电影的气质高度吻合,在周葵的设想中,王砚辉的那张面孔,应该演绎的是特别有劲、特别极致的那种人物。他的这种盼望并非一厢情愿,围绕在王砚辉四周,一直隐约漂浮着某种始终未能实现的期待,那张脸在大银幕上,就该谁都不忿,无所禁忌,打破枷锁和规则,掀翻整个世界,哪怕是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英雄迟暮,教父的黄昏。

拿这些期待问王砚辉,他只是憨憨一笑,「我们边疆演员,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曹保平觉得王砚辉只是习惯掩饰,「他不是一个没要求的人……或者说他自己一直想够到表演中更不同和更远的那个边界。」但是任何事,到了电影的大环境中,就有它的复杂,「比如你有那样的文本,或者有那样的要求,但最需要的,是要有希望你去尝试的环境和条件。」

在曹保平脑海中那个可以不受任何羁绊的世界,他也一直计划围绕王砚辉做一部可以触达彼此更远边界的作品。

曹保平并不同意王砚辉对自己「边疆演员」的认知,「我也希望能够修正一些他的这个概念,就是让他不要浪费掉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他很少有说是因为我特别想得到一个角色,他会特别强烈地想要去抓住那个(机会)。」年轻时代那种听天由命的散淡伴随王砚辉至今,曹保平觉得这种低欲望有时候会成为他的阻碍,「是因为你有太强烈的欲望和要求,所以你最后才可能走出了远比你应该能走的更远的那样一个结果。」

曹保平觉得如果有机会王砚辉或许可以尝试一部彻底的文艺片,「因为他现在大多数的角色还是商业、犯罪这种类型会更多,当然夸他的人很多,这个也是不用争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他哪怕去演一个极其文艺的电影,那里面可能没有比如说强情节,但你能整体出另外一种味道和调性。」

即使现在被很多导演追着,王砚辉说自己其实还是会紧张,会怀疑自己是否能做好,而演员这个行业的现实他也很清楚,「我们的市场或者文化就是崇拜甚至谄媚年轻的,不可能说像肖恩·康纳利给你配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那种,戏还在你身上,我们不是这种文化。比如像电影《老兽》那些都是凤毛麟角的东西,大部分主角肯定都是年轻的,我已经达不到,我只能去演配角,这个是客观现象,没办法。」

在王砚辉的世界中,「不积极」对应的并非「消极」,更多时候是在一种明白想得而不可得的现实之中,选择一种「相对的,不那么绝对的生存方式」。

绝对的纯粹,精神上的纯度,捍卫绝对自我的勇气,这些都是王砚辉向往的品质。但人活在现实中,他无比清楚,自己是做不到的。

王砚辉非常喜欢已故演员贾宏声,他觉得那是真正天才的演员。他和贾宏声有限的交集发生在90年代的北京,有个共同的朋友让他去给贾宏声送个walkman,但那次贾宏声不在家,王砚辉把walkman交给了他的父亲。

贾宏声在电影中的光彩夺目,和在生活中对人存在层面的痛苦的逼视,包括他最后的自毁,都震动过王砚辉的心,「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现在没有这样的演员了。」

他也提到《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他们并不认识,王砚辉之前想过,在现实情境中的那些纠葛之外,是不是也有精神层面某种彻底的反叛,生命是美好的,但我为我的艺术,为我相信的东西,我用我的死去否定你,「用这个东西给自己做了一个祭祀」。

这样处置自己生命的方式,王砚辉尊重,但知道跟自己的世界相距遥远。他始终是个生活在缭绕烟火中的人,曹保平的期待,同行们的夸奖,他听完心里美滋滋的,但如果那部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作品最终没有出现,那个边界最终他没有达到,「那也不会怎么样嘛」。

王砚辉自有一套消解痛苦的方式,他觉得他当不了云端上的艺术家,「没那么纯粹,辉哥就是一个俗人,辉哥也要挣钱。」

追问他的不开心和压力,拍一些不想拍的电影自己难受的时候,这些要怎么化解?王砚辉鼓起腮帮子,抱怨说:「你怎么那么多痛苦的问题?」但停顿了一会儿,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答案依然指向他眼中烟火缭绕的生活——

「有时候我在昆明开着车,回家看见我们家旁边有一个餐馆,他们正好下班,一个男的服务员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一个小女服务员,就太开心,太快乐了,他们俩那种表情,那种幸福,他没我有钱,他没我光鲜,但是人家是快乐的,就是快乐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有时候你看那些农民工,回去了,老婆给他做两个热菜,喝点烧酒,多快乐。有时候我们搞文艺的,可能太把自己的痛苦当回事了,还是那句话,机会也好,什么也好,他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自然生长的人

还是得回到云南人的生存哲学。杨铮说起自己有个哥们儿在北京开餐厅,有年到西双版纳招人,但生产队长给他找了一圈,招不到。「你给他塞五千,在北京已经很高了,招不到。为什么?他们在这儿每个月他去摘一点茶叶,回来炒一炒,赶集上卖一卖就够日子了。没有菜上山去采点野的,回来冲一冲,加点什么东西就吃饭了。」

采访时问杨铮,偶尔看王砚辉,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继续演员这条路吗?杨铮停顿了几秒,略微有点惆怅地回答,「我父亲也经常问我,在我父亲问我的时候,我是说没有后悔过,那是照顾老人的情绪,有时候我真是……这个东西我不能说后悔,我只能说是个人选的路不一样,我不能说我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王砚辉那么坚持。」

杨铮接着解释,这种有点儿后悔的情绪,并不是基于名利。90年代他下海时做装修生意,很早就获得了物质上的成功。

杨铮怀念的,是年轻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到一起,可以心无旁骛地聊艺术。杨铮记得在话剧团的时候,有一次王砚辉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个多小时,大段大段的独白,大量的激情戏,演出完以后杨铮上去给王砚辉献花,「我一抱他,连西装都是湿的,衬衣湿那不算牛逼,连外面的西装后面都是全湿的。」

那天晚上,团里的一群好朋友去宵夜。王砚辉还处在故事的亢奋中,抓着他们每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讲,「这段我当时准备是这样演的,结果导演不同意怎么样,就无比在那个情境里。」那次宵夜,他们吃的是涮肉,涮到最后老板上来说,门口还有两箱啤酒送你们了,吃完了你们帮我把门锁一下,「一吃完一看凌晨三点半,四点了」。

跟外界把王砚辉夸得天花乱坠不同,在杨铮早年的印象中,王砚辉的表演其实并没有那么好。一个大个子,在台上拿着腔调,时常用力过猛。他比王砚辉进话剧团的时间稍晚,当时大家背地里其实还笑话这个「王演员」,「这哪来的傻大个儿?」

但就像云南山野之间默默生长的那些花果草木,王砚辉是在真实的人间烟火之中,不断吸收、校正,也经历了寂寞角落里的默默生长,最终才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演员。

王砚辉不能确定,如果在一个更酷烈的地方生活,或者当时继续在北京折磨自己,他性格里极度敏感和脆弱的那部分,是不是会将他引向绝望,但至少在现在的人生轨迹里,他很少有特别绝望和消极的时候。

戏份多少不是他能左右,但演成什么样儿是自己的事。《我不是药神》里假药贩子张长林原本是个功能性的奸角,但拿到剧本后,他想让这个反面角色呈现一种荒诞,最后灵机一动,「我要在电视购物八千八百八的专家气质里加一点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浮夸的领袖感。」最后进了警察局,「坏人」良心发现,没有供出徐峥,演的时候他跟导演说想笑一下,最后就笑了一下,「笑天笑地笑你们自己去判断,我也不知道是笑什么,反正我就是想笑。」

《我不是药神》

一番处理下来,坏人坏出了层次,后来上映效果也不错。王砚辉当时看了不少评论,大家夸得他挺开心,「这个特别开心,就是我真是,我现在取得一点点的成绩是通过我的手艺玩出来的,没有别的什么什么,我也不会那些东西,我也没有那么好的背景,也没有家庭,也没有金钱,就是一锄头一锄头把我刨成一个富农的。」

作为朋友,这是杨铮最替王砚辉高兴的,他的成功,不是削尖了脑袋往名利场里钻换来的,也不是出卖自己得来的,更不是费尽心机钻营关系换来的。几年前自己决定开这家米线店的时候,他跟王砚辉聊天,「餐饮这行,说白了你远远没有那些偷工减料的赚钱,你远远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会来事的赚钱。当时王砚辉跟我说,你缺钱你可以跟我说,但千万不能去偷工减料。咱兄弟丢不起那人。」

两个在20多岁相识的朋友,一起走到了50岁,很多时候是彼此的一面镜子。现在王砚辉又离开昆明参加了什么典礼什么名流聚会,偶尔喝点酒跟老哥几个吹下牛,杨铮也会告诉他,「那种伪上流社会少去」。「伪上流社会」是王砚辉发明的词儿,算是他在外面的世界进行了一番人类观察后,对昆明的老伙计们进行的文化输出,「这个北京特别多,有点小钱啊什么,就觉得自己上流社会,中国哪有上流社会,都是伪上流社会。咱们就是老百姓的日子好好过,好好地演戏就OK了。」

关于「外面的世界」,王砚辉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剔除了青年时代的那种自卑。杨铮靠着早些年一块一块卖出的建材,现在一碗一碗卖出的米线,让自己挺直腰杆子,告别了那种在大城市里觉得自己像只鹌鹑的渺小感。

最近一次见面,王砚辉跟杨铮说起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在东北拍戏,从鞍山人艺请来一位老演员,因为剧组节奏比较快,老演员一下没跟上,所有人都要重来一遍。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当时就抱怨,「老头儿一下就崩掉了,一下就懵掉了,那些小孩还要说,王砚辉立马就骂了,你们少说两句什么什么的。」王砚辉过去给老头儿递了一根烟,告诉他没事,拍戏和话剧是两个节奏,老先生演得挺好的,「他给老爷子点烟,老爷子手都是抖的。」

王砚辉跟杨铮说这件事的时候,依然很生气。演艺圈或许是当下中国最讲究效率,靠名声、地位把人分出三六九等的地方,但人就是人,人不该那样去欺辱一个老去的、在他们看来没用的人。

这个事杨铮好好表扬了王砚辉一番。杨铮最后也说到正在靠近昆明的大象,这些野生的大家伙没有人类那些复杂的心思,就一路按自己的节奏吃着走着。他觉得王砚辉身上多多少少也有点儿这个意思,不管是早些年那次不算成功的北漂,还是在名利场和昆明的真实生活之间候鸟般的迁徙,王砚辉始终没被「外面的世界」同化或是改造。

从这个层面上讲,王砚辉故事的特别之处,或许在于他无意中提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样本,他早早同一个仿佛不能反抗的游戏规则剥离,以一种听天由命式的不积极,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但关于磨练演技这回事,从来没有比生活本身更好的老师。他以躲避厮杀的方式获得了幸存,在普天下也许最容易失真的行业里保全了自己,成为了寻常生活中一个自然的、松弛的、如家乡那些植物一般完完全全舒展开来的人。

王砚辉懒得去总结这些大道理,他只是反复说,自己确实缺乏过一种复杂生活的能力。而在昆明这个地方,他可以把生活过得很简单,很单纯。最近他最烦恼的事是自己的儿子,儿子到了青春期,有了自己的烦恼和小心思,所有的事都不如儿子重要。

有一天他跟儿子发了一顿脾气,他气坏了,开车绕着昆明转了一圈又一圈,转累了又想起来,我儿子多棒啊,又乖又善良,还那么可爱,然后自己把自己治愈了。

即将上映的《了不起的老爸》中,王砚辉终于演了一把主角,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深爱着儿子的父亲。但跟电影里的故事比起来,生活要复杂得多,电影奔着结局就去了,但生活这个事,你只能一次次转身返回其中,一次次寻找或许并不存在的答案。那次发脾气过后,他和儿子讲好,不管多大了,都要让爸爸亲一亲,抱一抱,相比儿子对他的需要,他觉得很多时候,是自己更需要儿子。

《了不起的老爸》

那天采访结束以后,走在空旷的街市上,温柔凉爽的风吹拂过来,王砚辉伸展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真舒服啊,太舒服了。」他说昆明的风,会像少女撩动纱巾抚慰你。短暂的一场急雨过后,白云堆叠在不远处的天空,关于云南的云,1940年,另一个浪漫的男人沈从文写过,「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

伴着这样的云和风,王砚辉笑着告别。采访是件苦差事,终于结束了,他感到了解放,十分雀跃地消失在昆明喧嚣的人群中。

(感谢周青元、孙吉顺、李虹辰、华侨对文章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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