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分享
热捧“李焕英”与远离郭敬明,文化产业繁荣需要多元价值
来源 | 第一财经 2021-03-19 09:30
10723 0 0

《你好,李焕英》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不到1个亿的制作成本,总票房却已突破50亿元。贾玲凭借自己这部导演处女作,瞬间蹿升为全球女导演票房第二高,且是前五中唯一的亚洲人,堪称是现象级的成功。

不管对这部影片的看法如何,它激起的市场反应本身就带来了许多争论。有人相信这印证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另一些人看法相反,认为正因为缺乏好的、多样化的影片可选,才使一部制作不怎么样的电影暴得大名。这两种反应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国人对文化产品有着旺盛需求,只不过问题在于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又有哪些能受人欢迎。

文化如何繁荣

长久以来,尤其是在解决温饱之后,整个社会时常感受到“没文化”之痛,这倒不是像以往那样指不识字,当下中国人的识字率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高,而是说总体上审美水平较低,缺乏文化创新能力。

这乍看是个人教养问题,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文化生产/消费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只有文化艺术的生产实现工业化,催生一个旺盛的公共文化生活,并为之提供符合社会多元化需求的丰富文化产品,“文化繁荣”才能真正水到渠成。

因此,这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欧洲直到17世纪之前,王公贵族差不多是仅有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是他们资助了艺术品的生产,又仅供他们自己消费。印刷文明的兴起,使得大规模出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大众化成为可能,而大众也取代王侯成为作家、艺术家们的“赞助者”。正如有学者令人印象深刻地断言的那样,“过去并没有‘文化产业’。”

中国的发展道路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只有文化产品走入千家万户、被大众消费的时候,“文化产业”才会浮现,“文化繁荣”也才有可能。它绝不应该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趣味,也不能只是灌输宣传的工具,而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市场机制下的极大丰富。

就此而言,“文化繁荣”至少应该有三个维度。首先是大量,如果文化产品只是“少数人生产给少数人用”,那至少很难说是“繁荣”,它应当是已经深入社会的普遍现象。其次是质高,国内多年来所诟病的,正是文化产品虽多,高品质的却不算多。

在第一个维度上,中国的表现已经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以图书出版为例,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近四十年,也不过就出版了12.5万种各类书籍,而现在每年就要出版约20万种,三倍于日本。2019年中国还生产了1037部电影,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多。

从另一些数字也能看出中国的文化产业尚不强大:作为贸易大国,整体上享有巨额顺差,但在文化相关领域却正相反,面临着巨额逆差。去年1~11月,中国在“个人、文化和娱乐”这一项上,出口规模仅8.49亿美元,进口则三倍于此,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74.69亿,仅及进口值的近五分之一。。

“中国制造”大批量生产的能力世无其匹,但品质和多样性仍有待提升。要改变这样的现况,需要有一套机制,能奖励更有创造力、更高质量的作品,而自动淘汰那些粗制滥造、乃至抄袭的作品。

在年轻一代的引领下,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其实已经在悄然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就是中国观众正在远离郭敬明:他近两年在市场上频频遇冷,当初文化相对贫瘠的年代,他可以盛行一时,甚至抄袭指控也不能伤害到他,但如今却是他承认抄袭、向庄羽道歉也未能挽回人气。对见识过更高品质、趣味更多元的一代来说,郭敬明的作品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这样的心理变迁,很可能会进一步“倒逼进步”。

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生产消费机制,往往是“生产决定消费”的,通过大批量的生产,再供消费者挑选;但在文化产业领域,却常常是“消费决定生产”,需要了解受众的特定喜好,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这才能获得市场的正反馈。

现在问题正在于:我们需要一套怎样的市场机制,才能催生文化繁荣?

当然,工业产品也需要健全的市场机制,只不过在文化领域,这个问题更为棘手,因为文化有其特殊性,不能靠大干快上的方式突击式地提升,只能通过创造更宽松的创作环境、赋予内行人更多话语权,并最终让市场优胜劣汰,以此催生更多精品。

文化产品即便泥沙俱下,但只要文化批评家当好把关人角色、消费者理性选择,最终也总有一些优质的产品涌现,因为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例如,越剧原本是浙江绍兴乡下的剧种,但搬演到上海后,为了能吸引大都市的观众,就在唱词、扮相、舞美等各方面下功夫,结果到后来在国外演出时甚至被视为中国艺术的代表。

一套健全的市场机制,正是目前亟需的。书籍、电影、音乐、戏剧等价格低廉,一定程度上令高品质、多元化的文化产品难以生存,再加上知识产权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普通人习惯了低价,更不愿意为生活非必需的文化产品多掏钱,也不尊重文化生产,这又反过来无法给文化创作者提供足够的激励。

文化产品与工业制造的极大不同,就在于它极其注重“独异性”,很难用标准化的方式批量生产,而必须有自己的个性,“非标准化”是它与生俱来的特点,也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吸引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个再好的创意,用过一次之后,第二次再用,就很难引起同样的轰动了。

也正因此,文化创意领域的产出很不稳定,风险要大得多——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电影票房上,贾玲这次拍摄成本不到1亿就达到超过50亿元的票房,制造业不可能有这样的高回报、高利润,但且不说这次的成功他们团队自己也很意想不到,要再重现辉煌恐怕也很难。

这意味着,文化产业要得到充分发展,其实远不只是拉几个人、多投点钱的问题,它召唤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鼓励独创性、维护知识产权、推动个性化和创新性教育,最终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容错。因为就算是那些后来名声大震的创作者,也不可能每部作品都叫好又叫座。著名导演李安在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毕业后的整整六年里,甚至都没能拍出一部作品,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才撑了过来。

最重要的不是常规化的劳动量,而是创造性和吸引力。这不同于买卖双方理性计算的市场关系,因为对文化产品的偏好往往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更容易受到一个不可预料的、变动的市场影响,需要创作者既有敏锐的感知,又能沉下心来。

文化繁荣需要更多非主流的创造,文化产业的兴起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有当社会的价值取向足够多元化、更多人追求高品质的文化生活时,它才会涌现出来。

举报
点赞
发表评论
请先 注册 / 登录后参与评论
推荐阅读
凯迪网APP下载

扫码下载凯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