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立法者——约翰尼斯·开普勒 （二）

天空的立法者——约翰尼斯·开普勒 （二）

1598年，天主教复辟派掀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迅速蔓延到南德意志和奥地利。大批新教官员被捕，新教牧师的宗教活动遭严禁。9月27日，斐迪南大公诏令：新教教堂和学校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在7天之内离开领地，否则处以极刑。开普勒因其地方数学家的中立地位和显赫的声望，得到斐迪南大公的特殊照顾，获准他继续居留。但是不肯放弃自己信仰的新教派同事和学生都被从格拉茨赶走。这些反新教的措施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压抑，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 

在此期间，开普勒的个人生活也连遭不幸：几经波折他同一个磨坊主的女儿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合，两个孩子先后夭折。困苦之际，出现了一线希望之光。第谷·布拉赫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盛情邀请开普勒到布拉格，共同研讨天文学。

第谷·布拉赫（1546～1601年）是丹麦大天文学家，主要成就在天象观测和天文仪器研制方面。1576年，第谷曾经用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二世的赞助资金，在位于哥本哈根与赫尔辛堡之间的汶岛建立了巨大的天文台。他对天象进行了20多年的观测，积累了大量精确观测数据。后来新国王即位，第谷被放逐，到了布拉格，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尔夫二世的皇家天文学家。此时，他正在筹划编制《鲁道尔夫星表》，急需开普勒帮忙；而开普勒处境险恶，也急需寻找一个避难所。1600年2月4日，当时代两位最为杰出的天文学家相会于布拉格。这次会面标志着西欧近代自然科学两大基础——经验观测与数学理论的最佳结合。 

开普勒在布拉格郊外的比纳特克天文台如鱼得水。作为第谷的有力助手，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编制新的星表。但是他们的合作只有一年半多些。1601年10月24日，第谷·布拉赫不幸以突发重病而去世。开普勒对恩师的离去十分悲痛，在他最困难时，第谷真诚地予以帮助。第谷留下了珍贵的遗产——数十年的观测资料；留下了未经的事业——编制《鲁道尔夫星表》；也留下了他的职务，开普勒继任为鲁道尔夫二世的皇家天文学家。

鲁道尔夫二世特别热衷于炼金术和占星术，有一种病态的求知欲。在他的宫廷里收罗了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而且不管他们的出身和宗教信仰，让他们在布拉格避难。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科学和艺术得到一定的发展。他给皇家天文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为皇帝观察天象，预言皇室、社会、人事的未来与祸福。为了维持生计，占星术实际上几乎成了开普勒后半生的职业。虽然他接受了占星术中关于天和地受神秘的力联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并且从未完全拒绝过占星术，但是却极端厌恶占星算命。他在许多著作中援引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米兰多拉的皮科对于占星术的驳斥，深受米兰多拉的皮科“人能够创造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善自己的自然”思想影响。开普勒把占星术视为“天文学的奇异女儿”，“她必须赡养聪慧无比，但可怜万分的母亲天文学，使她不至于饿死。”他反对星相决定人的命运的看法，他说，谁如果认为他的命运只是由星辰决定，“他就还没有成熟，他就还没有把上帝为他点燃的理性之光放射出来。”160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天文学的可靠基础》一书中，他批驳了“星相主人事”的观点，尖锐指出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幸不是来自于星辰，而是来自于人的权势欲和宗教的不宽容。他还直言不讳地揭示占星术的秘密，“如果占星术士有时蒙对了，那应归功于运气。”

开普勒是哥白尼主义者，这是同第谷毫不相容的。但开普勒尊重自己的老师。1602年他整理出版了第谷的遗著六卷本《新编天文学初阶》。次年又整理出版了第谷的《释彗星》。开普勒晚年时，看到有人攻击第谷关于彗星本质、行星运动等正确认识时，特地撰写了《为第谷·布拉赫申辩》等著作，始终无保留地承认、肯定第谷的贡献。 

开普勒继任御用皇家天文学家，但俸禄只有第谷的六分之一，而且皇室经常拖欠，不按时支付。开普勒经济拮据的状况并未得到多少改变。不但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而且影响了他的身体和家庭生活。编制星表必须进行大量繁杂的计算，他却无力支付几个助手的费用。加之第谷的女婿、威斯特伐利亚贵族弗朗茨·吉·腾纳格尔以“第谷家族”当然主管身份自居，处处刁难，迟迟不给资料数据。开普勒编制星表的工作被迫暂停。 

贫困并不能使这位顽强的科学家屈服。他集中精力进行了光学研究，为编制星表做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1604年，他完成了《对威蒂略的补充，天文光学说明》，呈交给鲁道尔夫二世。 

威蒂略是十三世纪波兰学者，对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他的《物理学》、《光学》等著作中，解释了光在折射下的散射现象，用空气运动解释了星光闪烁。开普勒为其著作起了个谦虚的名字，其实岂止是一点补充，而是他深入研究的成果。他第一次详尽地论述了一切天文观测的光学条件，透彻分析了人的视觉过程。他解释了近视和远视的原因，揭示了视网膜的作用，指明了眼镜能够矫正视力的根本原理。后来人类对于眼睛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可以说是完全建立在开普勒的分析基础之上的。